快堆及其在我国核能发展中的地位

核电已成为常规能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核电事业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本文从对核能开发利用的三个层次的分析入手,在介绍快堆特点及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快堆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论述了发展快堆电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快堆在核能发展中“承前启后”的战略地位.

七人会议定鼎核工业

请共和国铭记，集体作出发展核工业战略决策的七位领导和三位先驱。2015年1月15日，中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1955年1月15日，是哪些领导人出席了决定发展核工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据史料考证，是毛泽东等七位领导作出了发展核工业（当时称“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王淦昌与“变子”和“第一粒子”

王淦昌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他不仅能选准研究方向,做出优秀的科研成果,而且对出现在科学殿堂里的一些虚假的东西,也能准确地鉴别并摒弃。 50年代初期,苏联科学家在帕米尔高原上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当时,有两位苏联科学院院士,设计了一套电子学系统,其中摆放有三种计数管和磁铁。当有粒子进入这套实验系统时,就会产生相应的电子学信号。不久,这两位苏联学者宣称发现了十多个新粒子,并将其命名为“变子”。

大有潜力的重水堆核电站

核能的发现和利用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所谓原子核反应堆,就是利用核燃料的可控核反应将核能转变成热能的装置。目前,世界上运行着的反应堆均为裂变反应堆。聚变反应堆尚处于研究阶段。按所用的慢化剂分类,裂变堆可分为石墨堆、轻水堆、重水堆和快堆(无慢化剂)。秦山和大亚湾两个轻水堆核电站的顺利建成和安全运行,标志着我国的核电事业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为了发挥各方面的潜力。

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二“zhao”——著名科学家周光召、丁大钊二三事

静静流淌的伏尔加河环绕着一座风景迷人的国际性科学小城——莫斯科北边的杜布纳。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曾有几十位中国学者在这里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以下简称联合所)工作。他们利用较国内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工作条件,在核科学领域做出了多项突出成果,为联合所争得了荣誉,也使小城蜚声环宇。其中,最为苏联等国的科学家称赞的是两位中国青年学者——理论物理工作者周光召和实验物理工作者丁大钊。苏联学者按照他们名字的发音,亲切地称他们为二“zhao”。 50年代。

沉甸甸的果实——记杰出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

21世纪即将来临。翻开20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你会发现一个闪光的名字——王淦昌。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首届毕业生、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对核科学技术有多面的重要贡献;他的科学生涯,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壮大密切相联。1995年1月12日,王淦昌与钱学森、黄汲清。

与时俱进 真抓实干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中核建设集团公司召开2003年工作会议

1月13日至14日,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在北京召开了2003年工作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蘑菇云腾起后:30年闪回——记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历程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北沙漠深处,一声巨响过后,蘑菇云昂然腾起,世界为之震惊,灸黄子孙为之欢呼。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核征程…… 1948年4月,钱三强离开法国回国前夕,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刘宁一对他说:你回去以后,可以到北方一所大学任教。正是这位准备任教的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后来成为新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 1952年。首都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这个所的宗旨是'以原子核物理研究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核能的应用准备条件。……

大跨越——从核武器到核电站

轴,在裂变过程中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核裂变能;与裂变相反,当两个氢原子核融合为氦核时,也会释放出更加惊人的能量——核聚变能。神奇无比的自然界,在钟灵毓秀中。赐给了人类这两种奇妙的能源。开发、利用核能这一主题,贯穿着核工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铀,是核工业的'粮食'。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当时,恰好在天文学上发现了天王星(Uranus)。于是,他就借天文星之名给这种元素起名 uranium。我国科学家取第一个英文字母'U'的读音,将这种元素称为'铀'。1955年1月15日,是我国核工业创建的日子,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对我院深化职称改革的思考

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迫切要求人事制度进一步改革。本文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在总结前些年工作的基础上,对如何深化职称改革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思路。

也是“遗憾的艺术”

也是“遗憾的艺术”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常甲辰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搬上了银幕和荧屏，就算是向社会推出了作品。这时，纵然编导发现这样那样的缺憾，也无法修改了，只能任凭观众来评说。由此，电影、电视，常被人们说成是“遗憾的艺术”其实．办刊（报）又何不是这样...

姚依林在“白区”

1930年5月,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姚依林,在组织指挥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离开了清华大学,被中共北方中央局党组织调到天津工作。他先在党的刊物《长城》担任编辑,不久又担任了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继续从事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北方局领导刘少奇、彭真等人,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李启华都先后赴延安参加会议。姚依林与妇女部长张秀岩没有去。但不久,中央通知说铁夫同志到延安后身体不好,让张秀岩(铁夫的爱人)也去。张秀岩走后,天津市委只剩下姚依林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钱三强:从科学家到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到1948年,钱三强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由一个青年大学生成长为科学家。同时,这11年也奠定了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基础。他的导师约里奥是法国共产党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全法地下抵抗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1940年的一天,钱三强得到了一本《西行漫记》。通过这本书,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仰。

中共中央书记处沿革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从历史上看,在不同时期,中央书记处的职责和产生办法是不完全一样的。从1934年1月至今60年来,以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为界,中央书记处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一阶段几经变化,成为现在的格局。现将它的发展沿革概况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