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张力戏剧主题的多元呈现——评朱世达译著《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选》

朱世达译著《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选》(3辑)选取了莎士比亚之外的戏剧经典之作共21部,对我们全面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得益于天才剧作家们对传统戏剧艺术的独创性改造,此译著中的剧作真实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新的思想和精神,表现了丰富多元、富有张力的戏剧主题。译著中既有以复仇为主题的血腥复仇剧,也出现了主张不以暴制暴的反复仇剧;既有对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无情披露,也有对人们勇敢追求理想爱情的大力歌颂。译著呈现了丰富而多元的戏剧世界,真实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欲望、追求、焦虑和困惑,为我们了解该时期提供了一面生动的镜子。

本雅明论“都市大众”

"都市大众"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兴产物,"大众"成为了19世纪代表作家的重点关注对象。从本雅明的理论出发,从四个方面阐述本雅明对"都市大众"的理解:都市大众形象、工业化劳动与都市大众的关系、商品拜物教与都市大众的关系以及"人群中的人"与"游荡者"之间的区别。

马基雅维利:“性恶”论者?

国内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性恶”论者。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认识真的能以“性恶”一言而概之么?马基雅维利政治观的基础是其人性观。通过其政治观反观其人性观,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相信人有高尚的精神需求;推崇自由和权力制衡,相信通过权力制衡可以遏制私欲产生的“恶”;同时也强调君主要有美德,人民要有公德。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不仅并非“性恶”论者,而且其人性观点带有明显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进步色彩。

《帖木儿大帝》中爱情的理想化和道德化

马洛的《帖木儿大帝》,是英国戏剧舞台上第一部将爱情高度理想化和道德化的剧作。马洛在剧中,不仅颠覆了中世纪道德剧中"爱欲"的丑陋形象,而且将爱情的对象美化和神圣化,将爱情升华到精神的高度,纳入道德规范,首次创造了英国戏剧舞台上以追求婚姻为结果的浪漫爱情剧,体现了马洛的人文主义思想。

从英国中世纪戏剧中的“恶”角到帖木儿——马洛对“恶”角的改写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马洛塑造的帖木儿与英国中世纪戏剧中的"恶"角同样象征着野心和权力欲;然而"恶"角全都形象丑恶、结局悲惨,帖木儿却被塑造成形象伟岸的英雄。帖木儿的英雄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正在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但这一点鲜被讨论。野心和权力欲在基督教语境中是严重的罪,因此在神秘剧和道德剧中,"恶"角都被塑造成单面化的恶棍,用来证明上帝的公义和宣扬基督教教义;而帖木儿却被高度英雄化,挑战了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念,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通过塑造帖木儿的英雄形象,马洛赞颂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善与恶的双重悖论——论马洛悲剧中的“恶棍英雄”

克里斯托弗·马洛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伟大先驱。他第一个用"恶棍英雄"作为悲剧英雄,这类角色因为有别于"性格必须善良"的传统悲剧英雄而一直备受争议。恶棍英雄的矛盾形象代表了道德的"恶"与历史的"善"之间的悖论关系,显示了新的生产力关系、新的自我与过时的基督教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恶棍英雄身上因为同时具有英雄和恶棍的特征而存在第一重悖论,而他们身上的第二重也是更深刻的一重悖论在于,正是因为他们挑战了传统基督教价值观中不人道和有碍历史进步之处而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善"。马洛将有悖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形象极大地英雄化,体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

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马基雅维利思想

16世纪,马基雅维利主义广泛流行,其影响远超过马基雅维利思想本身。但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代表邪恶、欺骗、为目的不择手段等一切恶行,是对其思想的直接误用或者极端片面化的理解。马基雅维利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政体和君主行为,以能否实现其统治目标而非道德上的善为其首要目标,提出了能动的政体观和以能力为中心的德行观;同时,提出国家起源于人们对私利的追逐,并发展出极有创见的权力制衡观。16世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产生与马基雅维利思想有密切关系,因为其言论大胆叛逆,观念新颖,直接挑战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价值观,难以被正确理解。

哪种“恶棍”式主角更具悲剧意义?——塞内加与马洛悲剧之比较

古罗马悲剧家塞内加在英国悲剧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克里斯托弗·马洛作为英国悲剧的创始人之一,有较多学者认为马洛完全在模仿塞内加。马洛在接受塞内加影响的基础上,在有些重要方面已经超越了塞内加。塞内加过分追求残酷的情节给人的感官刺激,使其悲剧主角沦为狭隘的个人复仇激情的奴隶;而马洛塑造的悲剧人物在生命的极限中寻找超越,反抗压抑的传统基督教价值观,肯定和提升了个人的价值,其人物更具有超越性、崇高感,因而更具悲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