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集中展现了礼仪文化

巫鸿在《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再思考》中谈到，如上所述，礼器的历史至少始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通过用贵重材料模仿平常物品以创作出礼仪美术的作品。随后，礼器的外形被特殊化，象征性装饰和徽志也被创造出来。这个过程在青铜艺术的发展中重复，青铜首先被用作一种新的贵重材料仿制早期“脆弱”的陶礼器。对变异形象的重视随即带来了风格和题材的重大变化。接着，纪念性的铭文出现了，

敦煌的中土图像

赵晓星在《吐蕃统治时期传入敦煌的中土图像——以五台山图为例》中谈到，中唐敦煌的五台山图代表了吐蕃时期从中土传人的新的佛教美术题材。通过对四处五台山图的分析，其传人的路线与方式很值得考察，很可能一部分由中原直接传人，而另一部分从中原经过吐蕃改造再传入敦煌。中唐时期的这四处五台山图虽然在时间上从早到晚，

只有从人的存在方式去理解“历史”，才能理解“历史”观念的世界观意义

孙正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中说，作为“人的活动”的“历史”，它是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说，“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人自身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结果”，

要加强对美术体制管理的研究

余丁在《试论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体制的发展与管理的变迁》中说，新中国在1949年以来所取得的美术成就，与美术体制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紧密程度似乎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美术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