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四弘誓愿

中国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菩萨戒,作为菩萨戒的重要部分的发愿,尤其是显教的四弘誓愿与密教的五大愿作为现今僧俗两界公认的正式发愿方式为人所熟知,从印度就有的誓愿在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发展,直至《菩萨本业经》提出了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相结合的四弘誓,奠定了中国佛教誓愿的基本形态。之后,四弘誓为天台宗、禅宗所重视,将本宗的哲学概念与四弘誓相糅合而成现有的四弘誓愿,而汉语语境下的这一系列概念的糅合与确立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四弘誓愿的衍生句——五大愿和四誓愿更是在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佛教最正式的发愿方式,影响至今。

唐密五大愿及其在日本佛教的发展

与现在流通甚广的“四弘誓愿”不同,唐代密教流行的是另一种独特的“五大愿”(一者众生无边誓愿度,二者福智无边誓愿集,三者佛法无边誓愿学,四者如来无边誓愿事,五者无上正觉誓愿成)发愿方式。此“五大愿”是中国唐代密教大师翻译典籍中采用的一种发愿方式,虽然其在唐朝之后并无发展,却在日本入唐僧人将其传入日本之后兴盛,与另一发愿方式“五誓愿”共同成为日本真言宗(东密)与天台宗(台密)共同认可且使用至今的正式发愿方式。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影响巨大,因此从日本佛教中重新反观中国唐代佛教的样态与精神,这对我们了解自身文化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玉溪延俊小考

北宋初期(中期)的玉溪延俊,著有《起信論演奥鈔(抄)》一文,此文爲宋朝慧因沙門希迪所引用,并在遼代志福沙門《通玄鈔》中留下吉光片羽,日本《教理鈔》和《聽集記》中多處對此文有片段式的引用。他的著作爲各國華嚴大師所引用,且其在文中遵循法藏“小、始、終、頓、圓”的判教框架,完成了自己的以義分教;在宗密“隨相法執宗、真空無相宗、唯識法相宗、如來藏緣起宗、圓融具德宗”五宗的框架内,詳細論述了自己的五宗五教觀念,并在其中加入了澄觀、宗密、子璿的思想來完善自己的思想,可以認爲延俊應爲北宋華嚴宗人。且延俊具有一定的唯識背景,在處理宗教關係時他認爲唯識宗與如來藏宗、圓宗同説三界唯心,試圖以此提高唯識宗的地位。

法藏弟子文超略考

文超,作为华严大家法藏的弟子,著有《自防遗忘集》10卷、《华严经关脉义记》1卷、《关键》(卷数不详,此文很大可能为《自防遗忘集》的一部分)。他在《华严经义钞》的《第四明无相观不同门》及《第二十一明安心不同数家分别门》中详细论述了其观法,为现有的华严观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此外,他还继承了法藏的三无性观来诠释“观”的解与行,并借唯识学的因门五义在表、遮两面的框架下来说明法藏的空、有、有力、无力、待缘、不待缘的因门六义。最后在华严宗诠释众生生灭流转的理论框架内,利用《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提出缘起通于善恶染净、性起唯净,并赋予性起门以心真如门的内涵、缘起门以心生灭门的内涵,在生佛不二的理论背景下诠释了有情众生无始以来的生灭、流转。

石壁传奥略考

石壁传奥,生卒年不详,曾著有《梵网经记》《华严经锦冠钞》等7部作品,这些著作对宋代长水子璿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曾传入韩国与日本(有其抄本与刊本),且在敦煌文献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据传他是宗密的门人,曾多次为宗密的著作注疏,成为了沟通唐代宗密与宋代子璿的重要过渡人物,但关于他的传记和著作几乎不存,这对人们厘清华严宗传承的脉络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即"圭峰传奥"之"奥"是否就是石壁传奥,这是一个困扰学界很久的问题。笔者认为对石壁传奥的考证不仅能充分体现唐宋华严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能进一步完善华严宗的传承体系。

唐末宋初的华严系统

众所周知,宗密(780-841)之后,华严宗经历了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不仅典籍失散不传,其华严宗传承法系与其时华严学之传播情况也不为世人所知。尤其是圭峰宗密之后长水子璿(965-1038)之前的华严发展状况一直不明,要真正搞清这段历史似乎有如海底捞针。关于这段时期华严传承的最早资料,当属明代宋濂(1310-1381)的《佛心慈济妙辨大师别峰同公塔铭》[1],从中可知宗密与子璿之间的传承应为“奥——朗——现”三人,但“奥”“朗”和“现”所指到底为何人长期以来是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