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近五十年来的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深受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倡导的“君主独裁政治”论的重大影响。在此引导下,日本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不断发展,有关政治的大致框架得到了澄清,但在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仍有改进的必要。今后需要引进微观政治学、宏观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扩大研究领域,跨出制度史研究的框架,并努力发掘新资料和扩大对以往资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推进“谁?何时?什么?怎样搞?”这种政治结构的研究。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

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各类情报资讯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控御网络,其流向则反映着政治秩序的特定格局。作为信息、政令的主要承载物,官方文书的通进、处理方式,关系着帝国的日常统治、官僚体制的实际运作。本组笔谈以宋代为主要研究时段,对唐代情形间有涉及。作者观察的角度虽不尽相同,却共同关注与信息沟通及文书制度相关的运行"路径"与演进"过程"。目前的研究虽然尚属"点"状,但这种集体性的"再出发",开启着学界深入对话的可能。

宋代书信的政治功用——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为线索

受到年鉴学派'整体史'设想的影响,现在的宋代政治史研究重视结合系统、空间、网络等不同侧面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政治,这种追求全体性的研究倾向是大势所趋。另外,将政治看作'谁、什么时候、通过怎样的手段、获得什么'的过程,由政治过程的视角考察政治,同样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因此,为了阐明政治背后具体的社会网络、人际交往等问题,本文将尝试充分发掘政治史研究中较少运用的书信史料的价值。书信具有双向性史料的特征,可以如实地反映撰写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之间的关系性,以及两者之间思想和感情等交流,所以,对于人际网络的研究,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而且,从史料的这种特性来看,同样也适合应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中的'启'为主、'书'为辅,得出如下结论:一、宋代官僚、士大夫之间以书信为媒介加强了相互的关系,并参与到具体的政治过程当中。在以科举—人事体系为中心的官僚制以及以官僚制为核心的社会中,令日常政治更加圆滑地运作起来的是网络,而书信则是该网络的重要媒体手段。二、通过对魏了翁'督府'期间所写'书'的考察,证明了与公文书并行的'书'在维系'中央政府'—'督府'(由督视和幕僚组成拥有强大权力的上级地方军府)—'地方政府'三者的行政运作上承担了重要的职能。公文书真正抵达中央、再经过审议、然后实行,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与此相对,'书'则是更为快捷直观的一对一的交流,对政治过程的推进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南宋社會士大夫的多重網絡空間--以書信材料為線索

目前為止,關於宋代士大夫的網絡,包括政治的網絡、家族與宗族的網絡、思想與文學的網絡以及交遊圈等等,研究成果相當豐碩。而各種研究結論之間存在差異,則與研究者所采用史料的性質密切相關。本文聚焦書信材料,並且通過與其他類型的文獻資料聯動,考察它們共同構建的交遊空間,指出南宋的士大夫已經結成了跨越家鄉所在的州縣、路級乃至全國各種地理空間以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多重結構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