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复数性而行动——阿伦特论自由意志

随着与尼采、海德格尔之间理论关联的揭示逐渐增多,阿伦特被认为致力于一种追求个体秀异的竞争性(agonistic)审美政治,因而是唯意志论者或决断论者,缺乏伦理向度。实际上,阿伦特意图破除传统哲学思维、现代历史观念和大众社会对政治行动领域的“必然性”控制,为了恢复政治行动的尊严才将意志的自由性界定为绝对自发的开创,从而招致上述批评,但批评者们忽视了她对意志的唯我主义和主权性深渊所进行的批判。阿伦特借助承诺和判断力两种精神力量引导意志以共识性、公共性原则为行动根据,致力于实现“共同行动”的复数性政治,为我们反思自由意志与行动之间的“远近”关系提供了理论资源,也为契约论解决意志两面性难题提供了一些启示。

“死亡”与“诞生”的存在论意义——对抗超人类主义时代的技术虚无主义

超人类主义将人类的出生和死亡当作现成的技术对象,一味追求“优生”和“永生”,其本质上以机械物理主义生命观和技术决定论为底层逻辑,侧重生物生命的增强,对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建构是冷漠的,因而暗含技术虚无主义危机。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对“诞生”和“死亡”的存在论分析,提供了对人类生命本质的另一种认知,同时从意义生成的角度对抗技术虚无主义。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的悬临逼促此在“绽出而生存”,最终是要使世界之为世界得以建立;对阿伦特来说,诞生意味着人类通过言说和行动的自由能力构建公共空间和意义世界。因此,人类生命的重要能力是澄明和构筑意义世界,由此,存在者的可理解性和生命的意义才得以显现。这一视角有助于解构技术意识形态统治,敞开多重的存在意义,对技术实践有更透彻的理解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