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闲话(十八)

“第一”,真是个值得人们羡慕的好字眼。在科举时代,在殿试时得到了它,便成了状元,可以做大官,光宗耀祖;在今天的运动比赛中得到了它,就当了冠军,可以拿金牌,有的还可以拿很大一笔奖金,像最近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杯乒乓球赛。

编辑闲话(十三)

曾经听见几位同行自称为“杂家”,颇有自嘲的意思。其实,当个“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成一家之言,并不太容易,也不算坏事。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杂七杂八的东西应该多知道一些,而且多多益善,若能成为一个“杂家”,还是很不错的。上小学和初中时,这样那样的“家”我都想当过,包括像梁山泊好汉那样劫富济贫的“造反家”,霍元甲那样把世界第一力士打下擂台的“拳击家”,可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加入编辑这一“家”。当上编辑以后,就感觉到自己做编辑的准备工作很不够。

编辑闲话(十四)

“文史一家”,这话讲得有道理。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新唐书》说他“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大师,恩格斯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法国‘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都说明了“文”等于“史”。而我国古代两部历史名著——《左传》

编辑闲话(十六)

今年二月号的《出版工作》上,载有赵家璧先生的《出版家与出版商》一文,谈到他前几年“随声附和”了“要当出版家,不要当出版商”的口号,现在才讲实在话:“要当个出版家,先要当个出版商。”记得前几年有人提出的口号是:“要当社会主义的出版家,不当资本主义的出版商。”即在“出版家”和“出版商”之上,分别冠有“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字样,现在赵先生都省略了。

编辑闲话(十七)

在某次座谈会上,大家谈到稿费制度,有位老同志说,不应当按文稿字数多少计算稿费,而应当按照文稿的质量计酬。从编辑工作的角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因为一篇文稿、一部著作开多少稿酬,负责处理稿件的编辑具有首先的发言权。

编辑闲话(十五)

现在有些书刊应该说编得还不错,但开卷有“错”;打开来一看,便会发现一些排印上的差错,令人感觉有点不舒服。有同志说:“无错不成书。”这当然是过激之论,不过也反映出一部分读者的不满情绪,说明忽视校对工作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我国古代,编与校合二而一。

编辑闲话(十九)

一位记者在某某大学研究生宿舍楼门前,发现了这样一张布告: 畅销书出租第一批书目:金瓶梅(港版)、玫瑰梦、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编辑闲话(十二)

最近从友人处提到了一本《千家诗》。这本诗选我儿时只看见过,却没有读过.这次我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发现有署名司马光的一首绝句《客中初夏》,其末句云:“惟有葵花向日倾,”我一下发蒙了.前些日子我还在《闲话》中说宋人不可能看见向日葵。司马光的诗不是要打我的耳光么?急忙找来《四部丛刊》的影印绍兴本《温国文正司马光文集》,一查,没有发现这首诗。

编辑闲话(十一)

某学报刊出《论精神产品》一文,说精神产品应该“商品化”,其中讲的一条很重要的理由是:“精神产品如果不能按照价值规律参与社会商品流通,那么,精神产品不可能摆脱物质基础的纠缠而受制于物质资料,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精神生产者对物质资料占有者的依附。”结论是,“精神产品的商品化,……这正是繁荣社会精神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

编辑闲话(四)

抱着某种特殊目的而故意删改古书和他人的著作,这早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前,就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乾隆皇帝弘历并不是“始作俑者”。上次《闲话》提到的弘历批评四库全书馆所进的《宗泽集》和《杨继盛集》,其原本都是康熙年间经过删改的刻印本。清初潘耒编刻其师顾炎武的诗文集及《日知录》等遗作,对于原稿也作了许多窜改和删削。章太炎为黄侃《日知录校记》作序,很有感慨地说,潘耒是顾炎武“门下高材,造膝受命,宜与恒众异:乃反剟定师书,令面目不可全睹,何负其师之剧耶!”接着又说,“盖亦惩于史祸有屈志而为之者也!”清初大兴文字狱。

编辑闲话(二)

编辑可以完全不用动笔么?可不能这样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高明的作者,有时候也可能出现笔误或者别的什么差错,需要改正一下的。古文大师林琴南,就写过“晚清末造”这样可笑的短语。学问博大精深的鲁迅先生,曾把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写成《木皮道人鼓词》,误称《斩莫诚》的戏名为《斩木诚》。

编辑闲话

(一) 明朝人编书,往往自作聪明,随便窜改原文。《日知录》谈到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氏檄》,首句“伪临朝武氏者”被改为“伪周武氏者”。徐敬业起兵,是在光宅元年(684)九月,当时武则天虽已总揽皇帝大权,但还没有自封为皇帝,也没有改变国号。做皇帝,改国号为周,是在天授元年(690)九月,那是6年以后的事情。骆宾王写檄文,说“伪临朝武氏”正合乎事实,不可能说“伪周武氏”的。我看见解放后出版的一种古文选本,《滕王阁序》一文中的“

编辑闲话(五)

无论做什么事,来不得一点“想当然”。写文章,编书刊,也是一样。“想当然”一词,据《辞海》说是来源于孔融。东汉末年曹操攻破了袁绍的邺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二媳妇甄氏。孔融写信讽刺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还问这是什么书上讲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读过《古文观止》的人,大概会记得苏东坡也闹过一次“

编辑闲话(九)

我国古代文人好像一般都不大会算账。写文章一碰上需要算一算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清楚,连算一算自己的祖宗三代,也会令人感觉到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是我随便翻书得来的一个印象。顾炎武的《日知录》上有这么一条: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状》曰,出于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

编辑闲话(七)

当编辑,需要多一点知识;并且应该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编辑的知识来源主要是靠书本,也有来源于实际生活,来源于自已的和别人的实际生活的经历。有时候,这种实际生活的知识,可以补书本知识之不足;而有的文稿中的某些错误,如没有有关的实际生活的知识,也是无从发现加以纠正的。林伯渠同志的《爱晚亭》一诗,在一选本中有编者加的题注说:“爱晚亭:在长沙岳麓山下,亭的取名本于李商隐《晚晴》

编辑闲话(三)

阅报,得知《四库全书》即将全部影印发行。这是今日出版界之一盛事,值得我们在大事记中记上一笔的。提到《四库全书》,就想起了鲁迅先生对此书的评论。他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他还把这同“明人好刻古书”、“今人标点古书”并列,说“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鲁迅的话是很激烈的。今天可能有人会认为他极左,但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假如有这样一位自以为很高明的艺术家,他看见了一尊唐人雕塑的佛像,觉得不够美,于是拿起刀子在上面大刻一通,改变了佛像的原来面貌,我们是该赞扬他作了“艺术加工”,还是应该骂他破坏了文物?

编辑闲话(十)

顾颉刚先生在为《崔东壁遗书》写的序言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小故事: 乔松年的《萝摩亭扎记》载着一段笑话。《穆天于传》中有一句“封膜昼于河水之阳”,“膜昼”是人名,“封”是封建。不意有一本“昼”字误书作“画”,作《历代名画记》的张彦远白以为找到一段画史的材料了,就在他的书内写道:“封膜,周时人,善作画。”张彦远是唐代人,那时刻印本恐怕还没有流行,他见到的《穆天子传》,只是手抄本。繁体字的“昼”与“画”,仅一笔之差;

编辑闲话(八)

我喜欢读一点旧体诗词。只是我的古汉语根底比较差,没有注释,不查辞书,就不能完全读得懂。我有时候买一两本古书,也总是尽可能地找有注释的本子。古人写的诗词,也并不是都难懂。诗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词如韦庄的两首《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和“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都是比较容易读的。不加注释,也不会令读者在文字上发生什么疑义。当然,更多的古人作品,对于一般读者说来,还是非有注释不可的。现代人写的旧体诗词,不少也需要加注。有的作品,若单对其中的字和词分别详加注释,还可能引起读者的一些疑问,而无助于对原文的正确理解。

编辑闲话(六)

这是几年前听到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知名人士在某高等学校作报告,许多学校放了报告录音,有的还把记录整理出来,作为学习的材料印发,很受欢迎。一个听过录音的青年评道:“缺乏常识,信口开河。”他举出的一个例证是,报告人说没有电子计算机,就不可能有原子弹;而事实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问世,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半年之后。我平生往来尽“白丁”,无缘了解知名人士的心理和逻辑,所以只能猜想:为了博得听众的掌声,来几个苏东坡式的“想当然”,大概是必要的吧!这个年轻人太呆板,死在报告里面抠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