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现状与发展

随着人们对性别不平等在性关系和生殖健康领域所起作用的认识的提高,男性参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世界各国对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兴趣和承诺在1998年达到高峰。

我国女性绝育时机及其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女性绝育时机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对其中8201名妇女的绝育时机进行单因素和CHAID多因素分析。结果：产后0～3个月绝育比例为48．3％，不同特征人群存在统计学差异（波动范围30．4％～87．3%）。最后一次活产分娩方式、采取绝育年份、决定绝育者、民族、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绝育时机的重要闲素。结论：女性绝育时机的选择应当作为知情选择的具体内容进行宣传，我国女性绝育的时机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研究

本文利用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东北地区人口流动变迁进行定量分析。东北地区的人口变动主要是由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净流出是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平均每年流出人口超过200万且数量逐年递增,流向呈现从北到南的趋势。区域流入和流出人口的素质也存在较大差异,人口的流出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有人力资本的流失,区域人口的流出包括了数量与素质的双重外流特征。从区域内部看,辽宁为人口净流入省份,而吉林、黑龙江则是人口净流出省份。

人口死亡水平的国际比较

利用各国的人口资料,使用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这两个关于人口死亡的重要指标,比较中国和世界 人口的死亡水平和变动趋势。根据各国的人均收入,揭示人均收入和平均寿命的统计关系。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流动人口避孕方法使用及长效避孕方法使用时机选择

目的:分析中国流动人口长效避孕方法的使用及其避孕时机选择。方法:根据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70 849名流动已婚有偶育龄妇女的避孕方法选择,特别是其中采取长效避孕措施47 919名妇女避孕方法和采取时机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流动已婚有偶育龄妇女88.8%采取避孕措施,其中75.6%采取长效避孕措施。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时机的中位生存时间为末次生育后6.51个月;生育子女数越多,产后采取相同的长效避孕措施与末次生育间隔越短。结论: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较为普遍采取现代避孕方法,使用长效避孕方法及采取时机因避孕方法类型、育龄妇女年龄、生育子女数、生育子女性别构成而存在差异。

婴幼儿托育:家庭需求与机构供给

对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母亲在家庭中是育儿的主力,祖辈代际支持非常关键;目前仅有1/5关于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被满足;“安全、便捷、专业”是家长选择托育机构时最关心的要素,目前托育服务的实际费用远高于家庭期望值;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民办托育机构承担了超过八成的托育服务供给责任。建议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满足群众托育服务需求,重点解决2~3岁婴幼儿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加强对家庭育儿的支持,科学指导家庭照料婴幼儿,并对代际照料者给予适当奖励。

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

本文利用在黑龙江、甘肃、四川和湖北4省农村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按照不同的方法对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状况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但无论以哪一种标准衡量,老年贫困家庭的比例都大大高于全部被调查家庭的平均贫困比例。文章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是老年人口致贫的原因之一。因此,为占总人口75%的农村人口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既重要,又急迫。

中国区域最终需求及出口活动的就业拉动作用研究

刺激消费、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及提升出口是当前我国落实"稳增长、促就业"目标的主要调控手段。本文聚焦中国各主要经济区域的就业问题,尝试定量研究这些最终需求对区域就业拉动作用的大小、空间分配和拉动效率。具体采用劳动力扩展的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labor-extendedly MRIO)模型,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域,最终核算出2007年中国八区域最终需求的就业拉动情况。结果表明:位列前三名的中部、西南和东部沿海区域的就业拉动量之和占全国就业总量的48.35%,说明该三区域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就业效果明显;对外出口的拉动效应占总量19.15%,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相比于消费和投资,对外出口就业拉动作用明显偏弱。各区域就业拉动效应的诱发和承接情况差异较大,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容纳密度相关。中部、西北、西南三区域最终需求的就业拉动效率高于全国水平,而京津区域及外部出口就业拉动效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25%,表明我国的促进就业政策应适当向上述三区域倾斜并且应专注于扩大内需,以达到更强调控效果。

北京市实有人口构成研究

对实有人口的相关界定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对北京市实有人口的构成及数量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户籍人口、常住外来人口、短期流入人口以及其他临时来京人口。综合推断当前北京实有人口已经超过2020年总人口2300万的规划目标,约为2510万。分析了实有人口空间分布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根据实有人口统计中存在的主要困难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省级人工流产的决定因素分析

利用省级数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人工流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因子分析将20个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变量合成了3个分别代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侧面的因子。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因素对各省各孕次人工流产比例都有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第1孕次人工流产比例与计划生育无关。而随着孕次升高,计划生育的独立作用不断增强。

社会政策对人口趋势影响的检验与评估

使用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模型 ,对我国改革政策对流动人口增长和对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作用的显著性进行了检验。再次证实了社会政策对我国人口趋势的显著影响 ,同时对我国生育率的下降用模型分离了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立作用 ,估算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数减少以及总人口增长的量化影响。

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避孕模式变化分析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重大调整,其对生育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避孕是生育的中间变量,通过对避孕模式变化的深入探究可洞察人群生育取向的变化趋势。流动人口中育龄人口比重大,避孕方法使用率高,可能有较为明显的政策效果辨识度。文章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解决一般线性模型的共线性问题,探讨流动育龄妇女是否采用不可逆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并描述其动态变化。研究不仅探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区域(主要从政策角度)层面因素对流动妇女避孕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察了可能存在的时期与队列效应,即政策效应及作用人群。研究发现中国流动育龄妇女采取不可逆避孕比例随年龄下降而减少;不同出生队列避孕方法选择存在差异,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较大的1976-1984年的出生队列更倾向采用不可逆避孕措施,而年轻队列主要使用短效避孕方法;时期因素对流动人口避孕方法选择的效应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可逆避孕的使用率大大降低,对未生育的或已育一孩的流动妇女的避孕模式有显著影响,子女性别构成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性别偏好对避孕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避孕方式的改变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影响的结果,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其有深刻影响。

中国女性终身不育水平估计——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得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中国女性的终身不育水平呈现出鲜明的时期、队列、受教育程度、城乡、区域和省际差异。高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在城市、东北地区、极低生育水平省份的女性,终身不育率更高,49岁女性无活产子女的比例均在6%以上。未来城镇化加速推进、高等教育继续普及、婚育推迟程度持续深化,还将进一步推动终身不育水平上升。在婚外生育较少、多孩占比较低的背景下,终身不育水平的持续上升对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的负向抑制将更加强烈,并将对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产生长远且深刻的影响,因此要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并提前谋划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

2013年全国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实行一孩、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分别为1.84、1.98、2.01;双独、单独、普通家庭分别为1.79、1.83、1.95;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为1.81。全国城乡居民理想子女的性别比为104;理想子女数为1个、2个孩子的性别比分别为128、102。单独一孩家庭对生育下一个孩子时间安排,"未确定"的比例达59.0%,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比例分别为20.5%、12.1%、8.4%。完善生育政策有助于缩小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

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妇女生育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017年,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199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0。现有1孩、尚未生育妇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29、1.60,预示我国妇女的生育率存在着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打算生育3个孩子及以上的妇女比例为9.3%,前2个均为女孩的该比例为45.6%。31个地区平均理想子女数的方差为0.03,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方差为0.07,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抑制了生育意愿并减少了生育数量,但在未能达到满意的子女性别构成而倾向继续生育的情况下,男孩偏好起到了增强生育意愿和增加生育数量的作用。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实践与思考

文章以质量控制为中心系统介绍了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各主要调查环节。调查内容包括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养育服务、影响生育状况的主要因素4部分。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比例抽样(PPS)抽样方法。本次调查全面使用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在问卷设计、人员培训、末端抽样、入户过程、问卷审核等全流程的质量控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调查结束后进行事后质量抽查,并将调查数据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数据资源库中的相关行政记录进行比对,对不一致情况反馈基层督导员进行核查确认。为了克服由抽样框的缺陷所导致的样本结构偏性,本次调查根据相关数据进行了事后加权。调查获得准确个人信息的方法值得借鉴,今后抽样框仍可能受制人口流动等因素发生偏误,文章给出了改进意见。

流动人口调查抽样的实践与思考

文章对流动人口调查中抽样框的编制、重复抽选及抽选后合并、目标与抽样总体关系的复杂化等问题进行了描述和讨论。实践表明,在编制流动人口调查抽样框时,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得到相应数据库的支持,而且还应特别注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对规模过大或过小的抽样单位,重复抽选或抽选后合并是比较简便的方式;此外,在以"登记户籍人口"作为目标总体的调查中,受"跨界流出人口"的影响,特定地区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的关系将表现为"一对多"的形式,数据处理时必须进行"事后加权"。为保证"事后加权"有效性,需要考虑不同省(区、市)人口流动的特点,特别是样本中"省际"和"省内"流动人口的规模。"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处理的过程表明,不同省(区、市)"事后加权"的分组变量及分组数量并不完全相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加快信息化建设 促进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

20世纪后半叶,以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软件和系统集成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改变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近年来,信息技术以及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2至3倍。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促进本国的信息化建设。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

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全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养育服务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6年,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上升2.7、2.6岁。2006～2011年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60～1.70之间,2012～2016年波动较大,2012和2016年总和生育率是近期的高点。与2006和2011年相比,2016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布曲线明显右移。受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影响,2012年以来,二孩占出生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一孩则相反。2011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96和1.75个。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率为84.7%。3～5岁幼儿入园率为80.8%,在公立与私立机构的比例分别为34.9%和65.1%。最后,文章在总结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促进按政策生育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