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家陈建的学术生平及其《皇明通纪》研究述评

作为集多重学术角色于一身,且所流传的作品对当世、后世皆有相当影响的士人,陈建这样的案例在明代中叶学术史上确实是不多见的。然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陈建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文献版本的整理以及对文本中史学观念的分析与解读。本文从陈建的成学历程及其时代背景这两个角度分述其学行,再将迄今为止有关其史著《皇明通纪》之成果置于明代史学研究的脉络下作一连贯性的关照与述评。在回顾与总结之余,本文亦支持对《通纪》开展更多更细致的专题个案分析,综合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于一处考量,方可同步强化对目前史学史研究现状的省思力度。

论陈建《皇明通纪》中“靖难之变”的叙事与史观

＂靖难之变＂作为明初政治史上的大事,对明后期的影响既是深远亦是持续的。明中叶私修史籍繁兴之原因与该时期政治禁忌的逐渐解禁有关,尤其嘉靖朝发生的＂大礼议＂对当时学术文化风气产生了直接的作用,民间有关靖难书写的私史自此增多。然时隔百余年的两起国朝大事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影响的具体程度又何如,遂为一项值得再深究的课题。本文从微观史的视角出发,以成书于16世纪初的广东东莞史家陈建所著之《皇明通纪》中＂靖难之变＂的历史叙事部分为探讨中心,着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因素,最终发现陈建在＂靖难问题＂书写立场上之所以＂维护＂明成祖,乃因其将明世宗的政治态度涵摄其中。绎言之,作者在此议题上的史观反映出＂法祖＂论述实提供了其在著史/改革的政治上＂正确性＂与＂合法性＂之保障。

北宋中叶史臣对于“女祸”的看法——以《新唐书》“永徽六年事件”为例

所谓的"永徽六年事件",是指发生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己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乙卯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作为唐初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昭示着武则天自此由后宫步步走向外廷,日渐趋近于权力之中枢。在现存的几部记载唐代史事的史籍中,对"永徽六年事件"的论述却是不尽相同的。本文所关注的是《新唐书》史臣在论述此事件背后所蕴藏的史观。因此,笔者将结合与对北宋中叶史臣在奉旨编修《新唐书》过程中所处的政治大环境以及史臣本身的私人的特殊遭遇之关注,尝试厘清史臣之间对"女祸"问题所持的具体看法。最终发现《新唐书》中对"永徽六年事件"的叙述并非完全是基于不同史臣特意之编排,而更大程度上是因着彼此重点不同耳。由此思之,传统史学史研究或可结合与政治史、思想史,乃至于社会史、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由小个案着手,尝试检视、修正现有的诸多既定的"概论",使之更为贴近史实。

《明儒学案》文本研究和校点整理——访朱鸿林教授

《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以阳明学说为主系统总结和记述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及其流派,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百年来,《明儒学案》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华学系的朱鸿林教授用史源学的方法,致力于"重建文本",主持"重建明代儒学研究之文本基础——《明儒学案》新点校本研纂",推出了一系列的成果,本刊就此访了朱鸿林教授。

马来西亚中国史及南洋华人研究概述

汉学(Sinology)起源于欧洲。自19世纪学院式汉学兴起和20世纪初西方汉学快速发展之后,在中国以外地区遂相继建立类似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时之间涌现不少术有专攻的汉学家,欧美各地高等学术机构更是纷纷设立以“中国学”“东方学”“东亚学”等为名的相关课程与学系。

“第七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要

由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以及香港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0月14—15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30余位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切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