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体系的第三支柱——西方国家犯罪情境预防的策略

西方情境预防的理论根基包括三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情境预防的基本政策包括五个方面: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借鉴这一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措施,对我国犯罪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

想象的数罪还是实质的数罪——论想象竞合犯应当数罪并罚

想象竞合犯具有多个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从一重罪”处断不能实现罪刑公正。当一个自然行为蕴含多个危害行为的意义时,构成多个危害行为的竞合,其实质是危害行为的复数。行为竞合的概念,在理论上不仅可能,而且正当。想象竞合犯实质上是复数危害行为的竞合,该复数危害行为分别符合复数的犯罪构成,属于实质的数罪。应当对想象竞合犯数罪并罚,这不仅是其罪数本质的要求,也是罪刑法定、罪刑公正的要求。

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刑法面前如何平等——以“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为基础

现行立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实行差异保护,要检讨这种立法的合理性,须先确定人人平等的真正含义。根据合理分类理论,只要法律之目的正当,并且法律上的分类是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的,这种分类而形成的差异是符合人人平等原则的。根据一体刑的平等论,刑法上的平等要符合“报应制约上限,功利缓和下限”的要求。据此,现行刑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差异性保护,符合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从一重断还是数罪并罚——从牵连关系的限定看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由于现行牵连犯的概念过于宽泛,既包括数罪的情形也包括一罪的情形,因而无论对牵连犯采数罪并罚还是一罪处断的处罚方针,都是不科学的。实现牵连犯处断原则合理性的关键,并不是在数罪并罚与从一重处断之间进行取舍或者折衷,而应当是限制现行牵连犯的概念,将外延限制在只包含一罪的类型的范围之内。只有将牵连关系限定在“对同一客体的同一次侵犯”之中,才能够保证牵连犯具有一罪的属性,才能对其从一罪处断。

论连续犯概念之废除——兼论同种数罪的并罚模式

从连续犯在各国、地区的立法与司法命运看,废除连续犯是大势所趋;从我国的立法看,承认连续犯没有法律依据;从刑法原理看,连续犯有悖于罪数标准、罪刑相适应、有罪必罚等原理;从诉讼效率看,连续犯并不能带来诉讼经济。所以,连续犯的概念应当予以废除,原属于连续犯的情形应按照同种数罪处罚。同种数罪的并罚,不应适用刑法第69条“折刑合并”的方式,而应当适用“合罪定刑”的方式。

宽容的底限:期待可能性的消极构成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欧洲的衰落 ,源于学说上对其判断构成研究的忽视 ,因此 ,有必要研究期待可能性的消极构成。期待可能性的消极构成包括事实要件和价值要件。前者由客观要素和心理要素构成 :行为客观情状的非常性 ,行为动机形成的受涉性。后者是指行为在刑法上的可宽宥性。必须同时具备事实要件和价值要件 ,才能成立期待可能性的弱失 。

论传染病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疫学因果关系理论的倡导

以科学法则为根据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 ,难以胜任传染病犯罪的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而必须借鉴域外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来推定该类犯罪的因果关系。疫学的因果关系论 ,是以疫学统计为根据 ,以流行病学为基础的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对被害人为不特定多的案件 ,应根据“疫学 4要素”来认定因果关系 ;对被害人为特定的案件 ,应根据“密室犯罪原理”来认定因果关系。

罪刑法定与法律解释之矛盾及其消解--基于符号学的进路

当代法解释学原理与罪刑法定主义存在尖锐矛盾,根本在于学理对两个"法律"概念———"法律文本"与"法律意义"的混淆。前者是立法者制定的符号,属于客观范畴;后者是解释者对前者阐发的规范观念,属于主观范畴。法律解释正是使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罪刑法定之"法",是指法律文本,而非法律意义。据此,法律解释与罪刑法定的矛盾可得到消解:其一,即便是事后创造性的法律解释,因未变更法律文本,仍符合禁止司法造法和禁止事后法原则;其二,以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只是新、旧法律意义的更迭,与成文法原则不悖;其三,具有语义模糊性的法律文本,只要公众对其法律意义可达成理性共识,仍符合明确性原则;其四,凡在语义向度上能与公众达成理性共识的扩张解释,均非禁止的类推。

对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与处断原则的反思

通说认为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是一罪，其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但这一理论面临实践的困境。根据犯罪构成标准，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应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如此才能摆脱通说的困境，而且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通说的修正理论“从一重重处断”学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而亦不可取。

情境犯罪预防的原理与实践

情境预防的理论根基包括三个方面 :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情境预防的基本措施包括五个方面 :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借鉴这一理论与实践措施 。

犯罪的情境预防原理

犯罪情境预防的基本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情境预防的基本政策包括五个方面: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借鉴这一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措施,对我国犯罪预防有积极的意义。

刍议刑法上之单位人格否认

单位人格之否认,是指对于缺乏独立人格的单位所实施的犯罪,否认该单位具有单位犯罪主体的资格,进而直接追究单位背后操纵犯罪的自然人或者其他单位的刑事责任。单位人格否认论,以单位人格的二元构造为基础,其适用范围包括单位缺乏合法身份、缺乏犯罪能力和缺乏刑罚适应能力的场合。

自由权的软化与警察权的强化——反恐框架下西方各国警察权配置的新趋势

9·11事件后 ,西方各国反恐法律纷纷强化了警察权 ,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软化司法令状的限制 ;延长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限 ;增进部门间的情报披露 ;扩大警方的搜查、逮捕、窃听权 ;设立未经审判的无限拘留权。其总体特征表现为公民自由权利的软化与政府警察权的强化。

论传染病犯罪的因果关系

以科学法则为根据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难以胜任传染病犯罪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因而必须借鉴域外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来推定该类犯罪的因果关系。疫学的因果关系论,是以疫学统计为根据,以流行病学为基础的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对被害人为不特定的案件,应根据“疫学4要素”来认定因果关系;对被害人为特定的案件,应根据“密室犯罪原理”来认定因果关系。

论空白刑法补充规范的变更及其溯及力

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对构成要件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是刑法的间接渊源；补充规范的变更，属于刑事法律的变更；由此而产生的溯及力问题，如果该变更是评价性变更，应适用轻法；如果该变更是技术性变更，应适用行为时法。

黑客行为与两极化的刑事政策

两极化的刑事政策 ,是指对不同社会危害的行为及不同人格危险的行为者 ,分别采取“重极”和“轻极”政策。根据黑客文化与心理成因 ,黑客可以分为两大群体 :危险型黑客群和温和型黑客群。对危险型黑客群 ,应采取重极政策 :扩大抽象危险犯、增加单位犯罪、增设禁网资格刑、设立网络累犯 ;对温和型黑客群 ,应采取轻极政策 :谨慎设置犯罪圈、限定责任年龄、推行社区处遇以替代监禁刑。

事实与价值:罪过评价的二元视角——论传统罪过理论的缺陷与期待可能性理论

传统罪过理论的缺陷在于只注重心理事实的判断而忽视规范价值的判断(对过错是否具备刑法非难价值的判断),本文试图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的罪过理论中,从而在罪过的概念中增加规范价值评价的因素,以使我国的罪过理论更加完善。

盐酸安罗替尼或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晚期实体恶性肿瘤的效果分析

围绕晚期实体恶性肿瘤患者,分析盐酸安罗替尼或甲磺酸阿帕替尼疗效。方法 收集到我院就诊的晚期实体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基于特定时间段内(2019年1月-2021年12月)对其进行选取(127例),按照投掷硬币法分为A组(63例,选择盐酸安罗替尼或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与B组(64例,常规化疗),比较A、B治疗效果。结果 疾病控制率:A组(76.19%)与B组(54.69%)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A组酶联免疫法检测癌胚抗原(5.97±1.05)ng/mL、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274.32±31.15)ng/L、基质金属蛋白酶9(1000.88±75.43)ng/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3.21±0.44)ng/mL,显著低于B组的(10.12±1.28)ng/mL、(528.47±35.26)ng/mL、(1351.76±110.38)ng/mL、(4.53±0.89)ng/mL(P<0.05);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23.81%)、(29.69%)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A组生存质量评分显著高于B组(P<0.05)。结论 采用盐酸安罗替尼或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晚期实体恶性肿瘤,可明显控制病灶扩大,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一种恶性肿瘤,发病率与致死率均较高,在肺癌患者中,大多数患者属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五年生存概率较低。现如今,由于人们饮食生活习惯发生剧烈变化,人口老龄化逐年递增,导致肺癌患者数量呈现递增趋势。现如今医学界更加重视对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大部分患者在确诊后,已经进入到肺癌晚期,采用传统化疗方式,无法促使患者生存时间延长。现如今通常采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联合治疗。因此,本次文章对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在肺癌患者中的研究进展作如下综述。希望能够促使患者生存时间延长,生存质量提高,患者预后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