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档案审视清末国家认同的重建——以“苏报案”交涉为例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遭遇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国家信任危机。为了重塑其政治权威,清政府采取了比以往更为积极的举措,围绕"苏报案"与列强的"争锋相对"正是这一心态的典型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馆藏《1903-1904年"苏报事件"》档案的解读,借助跨文化视角实现对"苏报案"的历史重构,以期对清政府希图通过融入当时国际体系以重建国家认同这一设想的审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国家独立是重建国家认同的首要条件。

跨文化晚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

跨文化的史学研究其实质是超越单一国家视角的史学研究,是置于世界框架之中的多视角的史学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历史发生时存在着国际交流为前提的。跨文化的晚清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国人加深对西方人眼中之晚清中国变迁的了解,而且对于全面、客观地审视晚清中国社会不无裨益。根据研究现状,要推进跨文化的晚清史研究,加强与外国学者的合作,加强对外国人眼中晚清认识的跨文化解读是十分必要的。

民初舆论界的厄运和《申报》的抗争

民初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及其专制集权的不断深化,新闻舆论界的言论报道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剥夺。在袁世凯初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他主要以革命派报刊作为打击对象。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欲将所有报刊纳入其掌控,这期间国内报刊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然而《中报》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以其独有的稳健与袁世凯对新闻舆论界的种种迫害抗争着。

有限空间的社会喉舌:袁世凯帝制失败前后《申报》的舆论担当及策略

伴随着帝制公开化,国内外反袁势力伺机而动。袁世凯虽已取消帝制,力图挽回颓势,但无奈内政、外交之孤立以及经济凋敝、民生怨愤,最终败亡而终。作为大报的《申报》,一方面紧密追踪袁世凯帝制的发展,另一方面待其帝制败亡之际,除猛烈抨击袁氏外,《申报》还对袁世凯称帝动机及其败亡进行剖析。客观来说袁世凯帝制前后《申报》虽以其独有方式发挥着社会喉舌的职责,但面临政府的舆论钳制,生存与尽职成为了需要平衡的一大问题。

袁世凯帝制前夕《申报》的舆论担当及策略

1914年的中国政坛波诡云谲,修宪、复古、变更国体之风潮更是此起彼伏。面对袁世凯权势的不断强化以及民主风气的荡然无存,作为大报的《申报》在秉承其自辛亥以来言论独立的同时,还采取了诸如转载外报之述评、借古讽今之曲笔等策略直面时弊,从而在夹缝中继续扮演并发挥着其作为民众喉舌的这一社会角色。此外通过对这一时期《申报》言论渐趋谨慎的具体剖析,也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近代中国由传统而现代嬗变的不易与艰辛。

试析三线企业职工教育的历史动因及其初步成效——以贵州万江机电厂为例

三线建设任重道远,尤以相关技术人员缺乏最为困难。作为参建企业之一的贵州万江机电厂不畏艰难,积极寻求对策,依托不断完善的职工教育以图根本解决之。本文通过对万江机电厂扎根贵州初期档案史料的梳理,虽尚难以检视职工教育的完整效能,却有助于在微观层面实现对贵州三线建设这一宏大国家发展进程予以更为具象、全面的历史建构。

抗战期间的贵州教育建设路径及其成效研究

1935年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统辖后,贵州省迎来了自近代以来少有的一次全面建设的历史契机,贵州的教育事业也因此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与提升。纵观1936—1945年这十年历程,这一时期贵州教育建设比较突出且富有成效的变革举措则主要集中于教育经费、教师队伍与高等教育等领域。而通过对上述三方面建设成效的审视,不仅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路径演变,同时也可为今日贵州教育事业的新发展提供某种历史经验的借鉴与思考。

晚清“新式”陆军战力之异域表征——以法国军人报告审视1900年中国参战陆军

19世纪末期编练新式陆军是晚清实现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初建阶段的"新式"陆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陆军。曾任八国联军法军总司令Général H.Frey(弗赖)将军所著之《l’armée chinoise:l’armée ancienne,l’armée nouvelle,l’armée chinoise dans l’avenir》一书依托八国联军侵华之战争场景,以外国军人之视角,以考察该时期"新式"陆军战力为切入点,向世人展现了19世纪末期晚清新式陆军建设的另一面,而这无疑将有助于完善对晚清新式陆军,乃至晚清军事近代化问题的历史认识。

理想与现实的再平衡:贵州三线军工企业的发展初况——以万江机电厂(1966-1978年)为例

三线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曾对提升中国的国家实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前期的诸项准备不够充分或过于理想化,故而广大参与三线建设的企业,尤其是作为主力的军工企业,其实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境之中。本文以万江机电厂1966-1978年间在贵州发展情状作为研究个案,通过集中展现万江机电厂在遭遇基建工程迟缓、工厂产能低下、技术人员缺乏等难题时的积极应对与探索,不仅在微观上实现了对以往三线建设认知更为具象、深入的历史建构,而且也有助于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与国内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基于《中法新汇报》的近代法国对华策略解读——兼议外文报刊的史料价值

《中法新汇报》是近代远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法文报,该报虽面向远东,但重心在中国。通过对1898年7、8月间《中法新汇报》相关报道的解读,不仅有助于增进有关近代法国对华政策及其策略的认知,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就清政府制衡列强之外交应对予以重新审视。

《申报》视野下袁世凯帝制初期的政治空间

袁世凯帝制在1915年正式拉开了大幕,拥有袁世凯支持的筹安会不仅应时而生、发展迅速,而且其为推动帝制所开展的活动在民国初年掀起了一股复辟浪潮。然而与此同时,因反对帝制这一共同目标,国内外政治势力与袁世凯的矛盾也渐趋尖锐,而这无形中也为日后袁世凯的帝制败亡埋下了伏笔。

从策略到象征:清末法国保教政策的再定位

作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对华外交的基石之一——保教政策,由于法国自身所面临的国内外诸多挑战以及来自中国方面的激烈反抗,开始丧失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为扭转颓势,法国方面曾对其进行矫枉过正,但最终仍难免被实际取代之命运。通过对这一保教政策逐渐失势的历史梳理,不仅可以就以往法国保教政策予以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解读,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有关近代法国对华外交决策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认知。

猜忌与威慑:近代中外交涉的常态化研究——基于英、法档案有关“东南互保”的解读

近代中外交涉逐渐由军事对抗走向政治斡旋,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东南互保"无疑为一典型。通过对英国、法国官方档案中相关文献的解读,不仅有助于对"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实现更为全面的史实还原,同时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将有助于加深诸如近代中外交涉模式及其常态化问题的学术思考,从而为现阶段国家对外交往提供某种历史借鉴与启发。

辛亥革命前法国应对孙中山革命的官方认知及立场

“争取外援”历来是孙中山革命斗争的一大战略,辛亥前更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法国曾忝列其中,但最终孙中山仍未能如愿。探究其原因,依靠对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主的法文原始档案、研究文献的解读,力图从认知心态、政治诉求、近代法国内政外交特点这三方面入手,建构起较为完整的相关法国官方认知模式。这既是对以往研究多为中国镜像的有益补充,同时借助力量关系、同异质体系等国际关系理论支撑,在一战前多极均势及其纵横外交对法国等欧洲列强影响这一新视角下,对孙中山“争取外援”失败根源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剖析与探究。

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的政治处境再解读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8卷编载了法国外交部、陆军部以及英国外交部在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中国问题的电文、信函、备忘录、报告等重要选译档案。通过对上述资料及同时期其他法国外交部原始档案、原始报刊等内容的解读,可见袁世凯自辛亥年复出主政以来,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外交方面,其所面临的困难异常艰巨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妥善解决。这既是对近代中国国家命运不由自主的一次有意义的历史重现,同时也可就清末民初袁世凯政治力量的真实情形予以更为全面、深入的探察。

西部高校历史本科教改难点及对策——以合作学习在贵州大学的教学实践为例

将本科教育放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是当前全国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贵州大学历史学本科实施合作学习教改实践作为具体个案,尤其是西部地区高校历史学专业本科教改有效实施、人才培养等方面掣肘的深入剖析及其解决途径的探索,从而为新时代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提供某些较有针对性的经验与借鉴。

辛亥革命的法国认知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由帝制一跃而至共和似乎顺理成章,但其中波诡云谲至今为学界所唏嘘。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档案及法国报刊有关武昌起义前后相关文献、报道的解读,借助他者的视野,不仅实现了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实、史识的再建构与补充,并可对近代以来中国变革的国际因素这一问题予以更为具象而深入的探讨。

平衡理想与现实:万江机电厂的贵州三线发展概述——兼议现阶段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问题

三线建设给予贵州发展重大贡献、深远影响,作为参建单位之一的万江机电厂可以说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伟大历史的见证者。本研究通过对万江机电厂扎根贵州初期的史料梳理,不仅实现了在微观层面对贵州三线建设这一宏大历史进程更为具象、全面的历史建构,而且也将在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及国内相关研究拓展等方面予以比较深入的解读。

清末洋务实业的创办歧途——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历次改组为例

兴办实业为洋务“求富”的具体表现,是对先前“自强”的修正与补充。鉴于洋务实非国策与朝廷共识,创办近代新型工商业企业也就成为洋务派的必然选择。在“以利强国”名义下,上海机器织布局与其他洋务企业一样,经历了筹划、草创、投产等不同阶段,资本亦由最初商股渐为官款、外资所取代。相对欲与洋布争夺中国市场的初衷,上海机器织布局至1893年焚毁前不仅未得期待利润,而且经营层叠经变动。倡导者的无限权威与盲目逐利、经办者从亦官亦商时的自我矛盾与狡诈至官办时的上行下效与不法等互为交织,故洋务困象与败局其实由始便已注定。

从法国外交档案看“苏报案”背后的列强争斗——兼谈清末中国外交之窘境

1903年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苏报案＂震惊中外,围绕是否引渡涉案人员以及如何量刑等诸多问题,清政府与在华列强,及在华列强之间展开了反复的争斗。通过对法国外交部馆藏1903-1904年《苏报事件》档案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列强干涉清末中国问题的研究,同时通过法国外交官视野也可就清末中国外交之窘境作一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