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尚古传统

《诗》在成为儒家经书之前先经过了史化。《诗》作为历史典籍,其权威性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普遍深入人心。孔子的《诗》说,是从前人和时人用《诗》现象总结出来的。孟子也把《诗》作为史,他的用《诗》、解《诗》大多是把《诗》作为古训的,即要以古为训而不是要以经书为训。虽然孟子已有将《诗》经化的倾向,但《诗》之由史转经则是由荀子来实现的。以《诗》为史和以《诗》为经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引《诗》是以故(史)为训而后者引《诗》是以书(理)为训,前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历史的权威性,后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思想的权威性。汉儒在忠实继承荀子《诗》说的基础上完成了《诗》的经化,史化的《诗》一经经化,其"史"的价值和地位在诗学领域随之至高无上,作为经的《诗》使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意识的核心具有了崇古和宗经双重内容。

论《庄子》道学中的文艺思想

庄子学派独特的理想自由在社会现实当中无法实现,于是他们便致力于谋求精神上的超脱,取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因而否定现实人生与表现自由理想便成为《庄子》的文艺基调,即其作者创作的一贯思想和作品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庄子》道学的实质是颂扬道的精神即道的自由和无限的本质特征,其作者所致力的也正是道的精神在人生的实现,《庄子》的文艺思想即融于其道学思想之中,是其道的学说在文艺方面的体现和延伸。《庄子》之道自由和无限的特性生发出《庄子》文艺思想纯任自然、法天贵真的基本特质;其使精神进入道的理想境界的理论生发出关于"虚静"等审美和艺术创作心态的理论;《庄子》之道的绝对同一性生发出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论。庄子学派的文艺思想直接促成了《庄子》特异的文学性,并对后世创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深刻启发和影响。

《庄子》文学探源

《庄子》是先秦诸子著作中最富艺术性的作品,它的文学性独树一帜,与先秦其他诸子著作绝不相同,其原因在于《庄子》是殷楚文化孕育出来的宁馨儿,其文学性的主要特点都来自殷楚文化。只有把握住《庄子》文学的这一源头,才能对《庄子》文学性做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与评价。同时,由于《庄子》是殷楚文化的主要代表著作,所以研究殷楚文化不能不对《庄子》予以特别的注意。

《庄子》尚和思想述论

尚和思想在《庄子》中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强调"阴阳之和"、"天人之和"、"心之和"、"道之和"以及"德之和"等,它们都与"道"密切相关。其中,"道之和"与"德之和"是《庄子》尚和思想的核心,是对《庄子》道论的补充和阐发。把握尚和思想对于进一步理解《庄子》及其道论都是极有帮助的。

简论《淮南子》思想的矛盾现象

《淮南子》一书是战国以来黄老学的总结之作。其以道家思想为基本立场 ,但在具体的一些观点上前后存在较大差异。这与《要略》篇所描述的学术理想不太一致。因此 ,《淮南子》既是黄老道家之学发展到鼎盛的标志 ,也是由盛转衰的标志。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

论《庄子》的时地文化背景

宋国作为庄子学派的诞生地,其社会政治文化气候对庄子学派思想及文学个性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庄子生于宋桓侯时期,而其一生的主要生活和其思想学说的建立则在于剔成、王偃二世,这两个君主统治下的宋国政治现实对于庄子学派思想学说特色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和影响。宋国处于各种类型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位置,这使庄子学派能够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灵,而使其学无所不窥,其学说包罗万象。庄子学派迥异于其他诸子的独特文风,与多方面丰富的文化成分的培育是分不开的。而庄子率弟子对当时几个主要文化区的游历,更增强和加深了这几种文化传统在其思想上的综合融会。在学术思想上,楚文化直接促成了庄子学派对老子思想学说的继承。

汉晋之际学术现象探析

汉代经学和儒家所倡导的礼义制度随着汉王朝政权统治的衰落而日趋空疏和虚浮,黄老刑名法术之学代之而起,从而形成以形名为核心的谈辩风气,旋即演进为玄谈和玄学。何晏指出归元致一是最有效的治学之道,王弼则提出自觉以执一方法治学的要求。士人们不仅在思想深处将儒道两家融会贯通,而且吸收了其他方面的学说和文化。南北朝时期,人们观念理论和思辩的对象层面开始下移,士人的思索重点转向了形神关系,而有无关系问题则随之在人们头脑中退居二线。汉末六朝学术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划了一个弯。

贾谊、荀学与黄老——简论贾谊的学术渊源

贾谊继承了荀子之学,又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而荀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和荀子一样,贾谊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运用黄老道家的治学方法,广泛地吸收百家之学,融会贯通。贾谊的很多学术特点既是对荀子之学的继承,同时也可归属于黄老之学的范围。贾谊的儒家思想因素往往被他纳入自己的黄老学系统,因此,他不能成为所谓"醇儒",同时,人们研究他的黄老之学也无法忽视其儒学中心和基础,这种思想类型和学术风格是从荀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贾谊的荀学师承使他的原本具有黄老学成分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向黄老之学靠拢,最终成为以进一步黄老化的荀学为主体的新型儒学。

谶纬文献的禁毁和辑佚

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谶纬文献自汉代形成后历遭禁毁，隋唐以后，散佚殆尽。而大量古籍注疏和类书的征引和历经明清辑佚诸家乃至近现代学者们的辛勤努力，谶纬文献又蔚为大观，为我们了解提供了条件。

论从理学到朴学转型期的清初《尚书》学

清初的学术转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学术方向的转变,朴学逐渐压倒理学;一是学术理路的转变,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清王朝把《蔡传》定为官学,实际上促进了其在学术界地位的下降。驳《蔡传》及兼采汉宋《尚书》学成为一时之风气。阎若璩所处的康熙时代,成为《尚书》学史上的宋学与清学的交接时期。

战国宋末世三君考

战国时期宋末世三君——桓侯、剔成、王偃是宋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关于他们的文献记载却极为杂乱,很多问题迄今没有得到清理和解决。本文拟据现存资料,作些初步考察和论证。(一) 宋国末世三君的年代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史记》中关于宋桓侯前到景公时的年代关系的记载有不少错误。如《左传》云:宋景公于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立,鲁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年)卒,在位48年。而《史记·宋世家》云宋景公在位64年,《六国年表》云卒于周贞定王十八年(前451年)。《史记》在记述宋休公之后又说:“

简论《老子》与史宫文化之关系

简论《老子》与史宫文化之关系庄大钧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老子都是“特异的存在”（借用郭沫若《蒲剑集·庄子与鲁迅》中语）。他不象儒、墨、法诸家那样把探讨和论述的范围局限于社会人生，而是纵目骋怀于无限的宇宙，系统深入地阐发宇宙的本体、生成、演化和支配物...

试论《左传》的崇霸尚战思想

崇霸尚战是《左传》的基本思想之一.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直接论述的形式,即直接表达;一是叙事记言的形式,即间接体观。后一种形式也就是《左传》那所以诱人的神奇的战争和辞令描写。这两种形式都有力地说明,崇霸尚战虽非《左传》的唯一思想内容,但确系构成《左传》文章精采特色的重要思想根源。因此。

炜烨之奇意出乎谲艳之诡俗——试论《庄子》文学性与楚文化之关系

庄子学派诞生于宋而成长于楚,如果说宋国的社会文化气侯和土壤孕育出庄子学派思想个性及文学倾向的幼苗,那么楚文化的雨露阳光则使它们成长壮大并趋向成熟。《庄子》是一部阐发思想学说的理论著作;其作者的目的不在创作文学作品,但他们却写出了中国古代第一流的文学著作;不在阐述文学理论,但他们却对中国古代文论予以极大的启示,这主要应归功于楚文化的作用。《庄子》散文从思维方式、题材内容、神话寓言、想象意境、形象塑造、抒情风格以及章法结构等等文学性因素直到审美意识、观点、情趣和理论,无不带有楚文化的鲜明特征。

哀乐之心感歌咏之声发

诗歌是感情的直接产物.《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因此,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歌,而感情伴随着人类的始终,人类是永远不会同诗歌告别的.如雪莱所说,“人是诗的动物,自有人类便有诗”:(《为诗辩护》),苏舜钦所说,“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怀欢愉悲郁之气,必舒于言”(《石曼卿诗集序》)不但诗人们需要用诗歌来舒“欢愉悲郁”之气,读者们也都需要从诗歌中寻求思想感情的共鸣.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也正道出了这个意思.“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 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正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感情才使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经》流传至今.一个女子思念情人,优心忡忡.及至与情人相会而得到满足.

有方训释辨正及其形制发展

古代兵器有方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有诸多不同训释。在反水攻防御战术中,这种武器兼用于近距离搏斗和挖掘河堤。根据出土材料推断,有方由短矛和锛组装而成。到了汉代,这种锛、矛结合的戟类短兵经过改造,将锛的刃口与柄平行安装,发展成为河南汉墓中出土的钺戟的形制。

王充经学观论略

王充经学观论略庄大钧王充尊经书而不尽信其言；尚经学而主张超越之进行创造；对经学现状深为不满，其治经方法论独具特色；将经学看作一个开放、发展的系统，反对死守旧经，主张创造今经；要求经学由空疏繁琐、为学而学向实际应用转化，表现了经学各种势力在斗争中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