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制阐释论”的研讨

谭好哲：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近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强制阐释＂。＂强制阐释＂现象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史上由来已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的十几年,苏联文论模式即以强势阐释的姿态深刻影响着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进程,十七年时期文学理论明显地呈现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新时期以来,国门洞开,放眼世界,西方文论的涌入在纠偏的同时也逐步走向矫枉过正。

游牧民：全球化世界中生态居住的理论模式和文学模式

从马丁·海德格尔的"栖居"观念出发,众多生态批评家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讨论处所,讨论文学和艺术对栖居与重新居住的潜在贡献。德勒兹和瓜塔里、罗斯·布莱多蒂及其他相关学者的研究使游牧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资源,在讨论自然、女人和动物等问题时,它有潜力提供一种可替换的思考方式。游牧主义的本质在于一种不同的空间居住方式——"在移动中栖居"。奥地利诗人特奥多尔·克拉默的诗歌作品预示了游牧主义。

和谐,或者灭绝

生态学本来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它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按照这个定义所包含的逻辑进行合理地推论就会发现：研究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审美关系的“环境美学”．完全符合生态学的内在逻辑。因此，西方学者通常也不加分辨地将环境美学笼统地称为“生态美学”。我所理解的生态美学比西方学者的理解要严格一些：只有那些基于生态伦理、将自然环境视为一个动态而有机的生态系统、并对自然环境持有尊重态度的环境美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美学。依据这个标准我们欣喜地看到，西方学者正在有意、无意地走向生态美学。这里刊发的来自国际一流学者的三篇文章，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学术走向：它们要么从过程哲学出发，强调自然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人类应该普遍地尊重自然世界的丰富性（小约翰·B．科布）；要么强调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相处，从而避免人类的灭绝（大卫·雷·格里芬）；要么强调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将尊重自然视为环境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罗伯特·斯特克）。我们相信，这组短小精悍之作，必将对于我国的生态美学构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白居易晚年宅园生活的生态审美意蕴及其思想局限性

白居易喜爱自然事物,他晚年写作的大量诗词都说他所居住的履道池台是一个物我相交为友的乐园,表现了其审美活动具有的浓厚生态审美意味。然而,白居易对自然事物的审美欣赏是有差别的,他并未充分尊重物性,也未足够重视自然事物的生生之德。履道池台彰显出白居易对自然事物的圈占,而履道乐园对于自然事物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假相,它的人工布置可能造成对物性的折损,而且它是一个不完整的、不稳定的生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