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历史有无逻辑——基于《逻辑学》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再审视

黑格尔历史哲学作为一种思辨哲学理论,看似早已过时。但如果撇开后世历史观在表面结论上与它的差异,会发现后世种种解构性历史观虽然秉持尼采“历史服务于生命”这一核心理念,在历史的设定性的揭示方面实际上得益于黑格尔本质逻辑颇多,却落入虚无主义与主体中心主义而不自知。基于《逻辑学》重新审视《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与《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会发现世界历史不宜在实证主义、历史规律和宗教哲学等偏低的或高蹈的层面看待,而应被置于世界深层次的逻辑(“绝对必然性”)及其自我实现这一“天人之际”的枢纽地位来考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未来历史观的启示包括:在对待历史叙事的态度上,既要真诚接纳健康的历史叙事,又要考虑到历史叙事的设定性与局限;既要直面和接受历史的偶然性(无意义性),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世界的深层必然性,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一种深度的动态均衡;那种陷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内卷”的历史感固然对生命有害无益,但一种“诊疗”性历史感却有利于保持现实感,防止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中人在宇宙尺度上的使命尚在未定之天。

黑格尔《逻辑学》再审视——构造方式、“三论”要害与历史关涉

《逻辑学》是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根基与指南,也是打开西方文化内核的一把钥匙。然而其严密精巧的架构与层层推进的义理,以及后世基于学派立场而对其产生的先入之见,在客观上都不利于读者把握其超越学派乃至超越历史的意义。就构造方式而言,理解《逻辑学》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即掌握辩证理性与思辨理性的区别,过渡、映现与发展的特质,以及“一元”“二元”与“三元”的内涵。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抓住该书的构造方式与阅读之法。就“三论”(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要害而言,“现象”与“本质性对比关系”两章是辐射与破解“三论”的关键点。就历史关涉而言,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传统在该书中的沉淀方式是以(广义)现代科学的方式被重塑,并服务于“接纳但穿透”现代性这一任务。该书与后世欧美和中国思想的多重关涉,乃至中国学者的思想使命,也都可以从这一视角来考察。

黑格尔与现代科学架构模式

广义现代科学在大致相近的几个世纪中纷纷出现,遵循大致相同的架构模式,即以一些为各自领域自辩的核心条件为基准,从它们向具体科学事实演绎,铺陈出巨大而严密的知识系统。这样的知识系统服务于现代生活的自我巩固,既有无限的拓展能力,又因自居真理而有自我封闭的危险。黑格尔《逻辑学》在阐明科学的“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在逻辑科学的高度系统地讨论了现代科学的根基、成果、实质和出路。他由此呈现出的现代科学架构模式,有利于启发现代科学的自我反思,避免科学精神走入封闭化的误区。

司法、市民社会与伦理——基于学说发展史的《法哲学原理》“伦理”篇要义考论

黑格尔伦理架构的要害在于市民社会论述中揭示出的设定性特质和封闭性困境,而国家也只有在以更高伦理层面克服市民社会弊端的意义上,方可充当市民社会的出路。我们先从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发展史着眼,确定市民社会论述对于黑格尔成熟时期法哲学至关重要,再从市民社会中的司法问题切入,由此获得对市民社会自我巩固方式的初步观察,最后由此扩大到对整个伦理层面困境与出路的思考,以期达到对“伦理”篇内部各章要义的把握。

癌症基因表达数据的熵度量分类方法

基因芯片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生物医学领域带来了深远影响,运用分类方法研究其产生的海量数据对癌症的分类及治疗有重要意义.该文提出一种利用熵度量作为指标进行癌症基因表达数据特征提取的方法.首先对基因表达数据进行筛选并计算各个基因的熵,然后提取出熵最大的若干基因作为特征基因,并用支持向量机进行分类.对前列腺癌基因表达数据的留一法以及分组法实验都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黑格尔“承认”学说再考察——以《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为中心

《精神现象学》展现出包含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对自己能力的反思这三个层次的一套完整的承认学说。黑格尔认为,只要坚持自我意识这种个体主体性的态度,那么承认都是没有出路的,也不可能通过斗争获得完满的解决。原因在于,承认在根本上不是人对人的承认,而是精神对人的承认,而在"自我意识"阶段,人虽然认识到了精神的存在,却不认为精神有高于自身的任何真理性。承认现象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突破自我意识的这种态度,进入精神这一更根本的层次。虽然黑格尔的精神本身也是主体,但它作为一种高于人的整体秩序,能为我们思考现时代的境况提供一个契机。

略论谢林“肯定哲学”的思想史地位

谢林在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质疑与动摇了德国观念论,乃至整个近代哲学,他提出了后来成为现代哲学之基本共识的一个观点:理性是有限的,它会将人与现实隔绝开。谢林主要通过将古代的潜能-质料学说改造为自己的一套潜能学说,并以此解释上帝内部三种潜能的结构,以及上帝力量的历史性实现,来克服现时代的"否定性"。谢林的肯定哲学虽然有基督教、德国观念论和世界根本秩序三方面的局限,但与其他大思想家的学说一样,因为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构成了衡量当代与未来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尺。

黑格尔辩证法探本

黑格尔辩证法是事情本身的进展方式,因此对辩证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辩证法的各种表现形式上,而要考察事情本身的运行方式。在黑格尔看来,事情本身只能在越来越深地不断探查事情的每个层面的条件的过程中取得进展。黑格尔的这一思路是近代方法意识的后裔,更是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追问事物可能性条件的传统的产物。黑格尔通过突破近代理性立足于意识的局面,转而从世界本身出发,才赢获建立这一辩证法的条件。由于它最深刻地体现了近代内在性世界观的运行机理,也就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

康德“目的”概念析义

康德在他的目的论中显示出他的三大"批判"真正的深层次结构,对整个德国观念论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传统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哲学家们的差异,而多少忽视了康德目的论在他的批判哲学中的关键地位和对后世的持久影响。康德认为,人可以感受到合目的性在自然事物上的表现(审美),也可以猜测有机物或有机的自然系统为一种自足地合目的的事物(自然目的论),但无法认识世界的终极目的与内在完善性,因为那样的认识超出了人的能力。他对知识的界定,以及局限于意识哲学立场的做法,虽然程度不同地被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突破了,但他的目的论的主体主义方式,即目的为主体所设定,却深深地影响了他们。

略论谢林自然哲学的开端

谢林在承认自我意识的关键性作用的基础上,跨出康德与费希特所坚守的自我意识视角之外,将原初同一性界定为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之间(而非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自然哲学。这就既继承了近代哲学在自我意识方面的遗产,又在德国观念论语境下复兴了传统的秩序观。对于倾向于忽略人类思维对于形式的反思能力的当前时代而言,这种古典类型的秩序观未必能直接为当下的问题提供答案,却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从费希特知识学看现代主体性的三种基本类型

费希特独有的源初洞见是,主体并非抽象孤立的行动者,而是和客体一道受到"纯粹行动"这一合行为与事态于一体的整体机制规定和引发的。从主体开放性的不同程度来看,现代主体性的三种基本类型都多多少少反映于这一机制之中。费希特本人的思想发展虽然是从第一类主体性走向第二类主体性,但客观上而言,第三类主体性的运行机理也由费希特的三个基本原理出来。这类主体性以其所坚持的内在性世界观,构成了大部分现代思想的一个隐秘的共同起点,甚至构成当代的一些批判现代性思想的前提,这是以往研究容易忽略的一点。现代性批判的真正出路在于对内在性世界的反思。

实相与真理——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构想及其源流

笛卡尔的思想客观上展现出理性与内在性世界之间的张力格局,并开始在这一张力格局下从一个确定的基点出发,探索一种合理而连贯的世界结构图景,这种工作方式使他真正成为现代哲学之父。这种张力格局虽然是近代真理观的基本背景,在康德之前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将立足点从人类理性逐步转移到世界结构本身,直至最后由谢林对近代理性的无限性提出根本质疑,这个过程塑造了现代思想的基本游戏场域。

智者与现代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的思想史意蕴

现代性在什么意义上可被视作智者的后裔?黑格尔认为现代性源于智者,他的论证虽然有可商榷之处,却极富洞见。《形而上学》第四卷显示,智者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陷入感官主义或主体主义,也不在于是否违反了矛盾律,而在于遗忘了实体,并企图以一种服务于多变的效用的虚构秩序来代替事情本身的秩序。这种做法在本质上不是智者的自私自利或偶然意见,而是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代表了西方文化中迄今难以彻底摆脱的一种危险,而现代性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彻底推进,主要表现在世界图景、意识形态、技术和虚无主义4个方面。

黑格尔与近代理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理论、实践以及理性与世界之关系三方面的考察发现近代理性深陷一种吊诡局面之中:近代理性由于坚守对于世界的审核权,便习惯于外在地到事物中寻找可理解的规律,习惯于以个体化的方式对待事物,于是它越是看似以开放的姿态在世界上开疆拓土,越是追求它心目中的真理,便越是远离事情本身,对真理的崇高追求往往堕落为相互欺骗的权力之争。那种无根的理性只能在事物那里看到能被理性接受的一面,而黑格尔认为理性的背后还有超出它自身的根据——作为整体格局的精神或意义世界。

试论费希特知识学的视野与贡献

客观事物与人类理性以同一种原初结构为根据,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特有的一个核心思想。费希特知识学凭借对这种原初同一性的系统阐发,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中占据关键地位。费希特继承康德先验观念论的相关成果,首次系统展示了先于可分割的自我与可分割的非我的那种原初同一性的动态发生结构,并在后期不断修正这一结构,使之突破了主体意识的界限,成为与绝对者和存在本身相通的结构,具有了客观观念论色彩。费希特在原初同一性的根本性地位与存在的系统发生这两方面都给谢林和黑格尔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再出发

当前学界流行着三种解读《精神现象学》的方式,分别从个人意识的自我实现、主体间性和学院意识哲学的立场出发解读全书,但这三种立场其实是黑格尔在该书的第四、五、六章中已经克服了的立场。其实精神才是该书真正的基点,它作为公共的意义世界本身,作为真正的整体和事情本身,是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诸层次的根据。从精神这一基点出发来看待全书,我们可以得到一幅连贯严整而又层次分明的发展图景,它既是意识的成长史,也是精神的显现史。

审美与自由——略论《判断力批判》对当代美学的启示

当代美学处在市民社会全面技术复制的情形下,试图颠覆这种技术复制,同时却又接受了后者提供的一个基本前提:感性与想象力的自足性。正是这个基本前提将当代美学与和它一样也追求自由的康德美学区别开来了,因为康德美学的出发点是一套目的论的终极秩序,而当代美学对此不感兴趣,将其斥为幻象。

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精神现象学》第八章新解

“绝对知识”章极为简短,由对全书各章的回顾、对近代哲学背景下关键概念的再宣示和对科学体系的预示三部分组成。这一章相较于其他各章与日后的科学体系而言,在内容上似乎无所增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章没有特别的任务和价值。就外延而言,绝对知识并不包含什么新内容,前几章已经探讨了现象学的全部对象;但就内涵而言,绝对知识并非仅仅要与宗教(表象思维)一争短长,而是要使既有的内容呈现新的意义(概念思维)。本章论述了意识凭借其在绝对知识层面终于达到的一种独特运行方式,即在外化为自然与精神的各种形态的同时深入事情的核心,才具备了进入科学体系的条件,因而在《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

历史的逻辑性与逻辑的历史性——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逻辑学基础

要理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何以逻辑学为基础,首先要尝试放下现代思想对于有限性和切己性的偏爱,真正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同情地理解他,还需要理解黑格尔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性质的看法,那是一种需要由行动来成全的实践的必然性。在此前提下,我们分别考察历史的逻辑性和逻辑的历史性,说明历史与逻辑的内在关联。他关心的历史不是作为具体事件之链的历史,而是作为存在之理展现的历史;他所讲的逻辑也不是作为主观思维规则的任何逻辑,而是作为存在之理的逻辑。黑格尔那里历史的透明性实际是对历史之内的逻辑的彻底的理解,并能据此去衡量各个历史阶段达到了历史真理的那个层次。在历史主题的无限多样性与历史中意义的不可穷尽性上,黑格尔与现代哲学释义学未必不能达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