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庭走向街头--“大调解”何以将工人维权行动挤出制度化渠道

转型期中国大规模的劳动立法和多次司法改革,鼓励维权工人寻求司法救济以获得更公正的劳动争议处置。然而,2010年以来国家推动的"大调解"运动强调将社会冲突交由基层组织和非司法机构进行调解,导致劳动争议处置过程的"去司法化"和处置结果的种种不公。结果,工人"准司法化"的维权观和国家"去司法化"的维稳观形成张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制度内维权经历(包括向劳动监察投诉举报或提出过劳动仲裁诉讼)通过降低工人对调解者公正性的认知,间接地降低了工人对制度内维权渠道的偏好而提升了他们对制度外维权渠道的偏好。

政治嵌入，还是嵌入社会--2006-2009年地方人大经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整体政治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革且缺乏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情况下,中国地方人大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地区间和功能间的发展不均衡。既有研究一般认为这是地方人大政治嵌入的结果,即部分地方人大通过靠近地方权力中心和赢取地方党委的支持而不是争取自主性来换取机构扩权和地位提升。本文通过对2006年至2009年间地方人大经费支出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政治嵌入不仅没有带来机构扩权,反而抑制了地方人大的整体发展和代议性的发挥;在控制政治嵌入程度等因素后,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参与显著地提升了地方人大在监督和代议方面的经费支出。这些发现在概念上对主流的政治嵌入假说提出挑战,在理论上也认为地方人大的发展应被视为政治现代化乃至民主化的构成性部分而不是纯粹的官僚扩权,在经验上则探讨了地方人大在未来与社会力量共生发展的可能性。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 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在政治与行政之间:我国基层劳动监察运作中的选择性政策执行——对某地级市劳动部门的个案研究

基层劳动监察员在推动劳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受到自身作为政治家与行政官僚双重身份的约束。身份认同的内在张力使得官员们在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地方政府与劳动行政之间、以及就业议题与劳动保护之间摇摆,并且进行选择性的政策执行。官员们不仅挑选政策,而且不断地在政治议题与行政任务之间对各项政策进行重新定性,并在不同的政治与行政环境中选择不同的执行策略。

中国地方人大机构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基于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人大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地区性和功能性不均衡。根据1994至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所建立的动态模型以及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估计方法考察各地人均人大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发现,政治竞争、经济增长、行政国家重构与维持社会稳定四种理性共同塑造着地方人大的发展轨迹。多重理性的同时存在也决定了各地方对待人大机构的工具性态度,这也是地方人大发展呈现出地区性和功能性不均衡的根源。

整齐划一还是百花齐放?——对广东和浙江两省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比较案例分析

在经济社会结构相似、行政审批改革进程相近的情况下,为什么广东的行政服务建设呈现趋异性,浙江却具有趋同性呢?这与地方决策分权和人事分权程度有关。在分权程度较高的广东,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创新来脱颖而出以获得上级政府关注,故地方官员偏好创新多于模仿,并形成投资服务中心模式、行政服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并存的多样化特征;而在统筹程度较高的浙江,各地步调一致,快速形成标准化的行政服务中心模式。

广东省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效率分析

目的评价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医院服务体系运营效率。方法以广东省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医院为研究对象,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其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素的变化趋势。结果2012—2015年广东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1.6%,技术进步下降2.4%,技术效率增长0.8%。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5%和0.2%,跨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由0.951上升到1.004。结论广东省县级公立医院全要素生产率有待提高,需补足技术短板,从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与中国劳工团结-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个案研究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模式与劳资关系。随着生产过程的网络化,传统由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参与的劳资关系格局开始被打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等新的行动者的出现,工会等传统的行动者也在改变自身的行动。在新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发动的工会化运动、跨国公司推动的车间民主化,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劳工的充权等新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劳资关系的网络化发展。这种新的劳资关系格局,既非以国家为中心,更不是以劳工为中心,而是一种多元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化关系。通过对在福建泉州的美资沃尔玛超级市场成立基层工会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福建的代工企业进行工会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在广东的一家代工企业成立员工委员会的三个个案的研究,文章旨在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组织行动和利益表达进行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对中国工人的团结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从行政性治理到多元共治: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转型思考

近年来,环境污染正在成为中国政府治理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实践证明,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性治理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能遏止日趋恶化的环境形势。而从有限的几起环保事件来看,非行政性力量的积极参与与多元合作共治,使得中国的环境治理有了走出困境的可能。从行政性治理向多元共治的转型,不仅具有理论必要性,也不乏实践合法性与可能性。因此,应该尽快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以实现中国环境治理的转型。

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劳动监察体制：基于治理视角的一项整体性研究

以"强资本弱劳工"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需要有来自政府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制衡作用。由劳动行政部门实施的劳动监察就是这种制衡作用的表现。那么,在市场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部门是否能有效承担起劳动监察职能?其他治理主体又扮演何种角色?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和失业危机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劳动监察体制很可能在面临规制危机的同时也遭遇合法化危机。缺乏多元参与,使得作为社会对话的劳动监察难以出现;反过来,利益相关者缺乏表达途径也限制着国家触角可以抵达的范围,这是中国劳动监察遭受高成本困扰的根本原因。

生，还是不生——全面二孩时代生育配套政策调整的公众态度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制定和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各界对于应该如何保障新人口政策的落实存在着不同观点。借鉴西方福利态度的理论成果,本文以公众对生育配套政策的诉求为切入点,通过对广东省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生育配套政策的公众支持度。研究结果显示:生育政策瞄准的育龄女性群体对配套政策,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儿童照顾政策的支持度非常高;而其他群体对配套政策的支持度相对较低,仅倾向于支持教育政策。这表明,一方面生育目标群体对各类配套政策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普通公众仍倾向于将生育和养育视为家庭责任。从短期来看,生育配套措施需要以育龄女性和家庭需要为本,缓解其经济和照顾压力;从长期来看,需要重塑新型家庭关系和性别平等理念,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生育意愿。

美国进步时代:变革社会中的社会政策创新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实践。这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当时,美国社会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急剧变革,各种社会问题丛生。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各种政治势力提出了不同的回应之策。寻求社会政策的回应来应对社会变化是当时进步主义改革者的重要选择。通过为社会变迁中的弱势群体——工人、妇女、家庭和儿童提供安全与保护,以此促进市场和社会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进步时代主要画面。进步主义运动并不是大规模的、全国协调的现象。当中包含了从地方到州再到全国层面的改革家所做出的努力。这些改革家相信,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理性和同情得到解决。进步时代的社会政策创新反映出,精英的意志支配着对经济与社会弱势群体的资源分配,也支配着分配的可能与变数。进步主义的改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位于改革最前沿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兴阶层。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劳动立法、地方调解与争议处置--基于劳动争议胜诉率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仲裁争议的双方胜诉率逐渐攀升。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这种非零和博弈格局的产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劳动立法的新条款虽降低了劳方维权成本并提高了赔偿标准,但在实施中并未直接显著提升劳方仲裁胜诉率;"强资本弱劳工"的经济社会结构性特征越明显,劳方诉求越难被完全满足;劳方发动集体行动的潜在可能越大,资方胜诉率越低;仲裁裁决越弱而前置性调解越强,双方部分胜诉率越高。这意味着,将以个体性劳动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渠道纳入一个宏观结构性失衡且微观制度保障不足的实施环境中,仲裁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长此以往可能降低劳动者对制度化渠道的信心,进而催生非制度化抗争。

中国廉政建设的新常态、新思维与新方向

转型期的中国腐败呈现出集体化、灰色化和高层化特征。对此,党中央从十八大以来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崭新的措施,包括加强中央监督、推进制度建设、拓展公众参与等。这些反腐倡廉实践展现了国家治理的新思维,而且也反过来助推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括政府内部管理的理性化、市场运行的规范化以及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本文据此认为,下一步中国廉政建设更应当朝着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向推进,重点在反腐常态化、反腐扩大化和反腐法治化三个着力点上加强。

“调解优先”能缓解集体性劳动争议吗？--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和劳动制度改革带来了大量的工人集体抗争。但是这些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却一直受到有效控制,并且逐渐呈现出个体化的演变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仲裁受理的集体性劳动争议在人数规模和发生频率上逐渐缩减。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缓解了劳动仲裁救济渠道内的集体性劳动争议?本文通过对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国家在转型期一直积极地强化各种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以吸纳和消解工人的集体抗争,劳动仲裁机构强大的调解能力显著降低了其受理的集体性劳动争议的人数规模,却没有减少其发生频率。其原因在于仲裁调解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体现为对大规模集体争议的重点防范和对小规模集体争议或个体争议的相对忽略。这些发现在理论上回应了为何转型期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工人运动的讨论,在概念上突出了国家以柔性策略疏导工人抗争的调解者角色,在经验上讨论了为何转型期劳动争议绝对数量居高不下且常常是"调而不解"。

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纵贯数据的分析

就中国各省层面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是否可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营商环境中的哪些构成要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立足于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内涵,将营商环境分为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三个维度,通过构建全国31个省份营商环境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表明,营商环境及其各维度对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最大,政务环境次之,法治环境流入影响相对较小,这表明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市场环境等政策要比"秒批"、保护知识产权、优化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等政策更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空心化与村级公共项目投入——基于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村庄追访数据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直接指向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等"新三农"问题,目的是扭转乡村颓势,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本文利用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追访村庄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空心化、村庄治理与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发现村庄人口空心化弱化了村庄自下而上的村务公开、民主监督机制,进而导致村级公共项目支出比例未能实现有效提升;同时,"一事一议"民主议事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集体行动困境、"议而难决"的问题。本文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不能仅着眼于增加硬件投入和制度供给,更需要激活基层治理主体的参与活力,使制度运转起来。

部门内财权集中控制中的权力关系与责任分配——来自某地级市工商局的调查

1999年中国的预算改革实际上是要建立一种"控制取向"的现代公共预算体制,推动财政收支的集中统一和预算监督。但是,目前许多预算外资金虽然已进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却仍然收支挂钩。这一改革过程涉及财政部门、征收部门和次一级征收单位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与责任分配。对此,既有研究并没有提供较好的解释。为填补这一空白,笔者从2007年7—8月在我国东部某地级市的工商局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发现,该工商局于2004年进行了一次财务改革,不仅实现了部门范围内的财权集中控制,也有助于财政部门建立起对收费收入的控制取向。但在财权集中的同时,组织间的责任关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权力关系与责任分配相分离,使得改革并不能实现预期目标。

国家调解能力建设:中国劳动争议“大调解”体系的有效性与创新性

面对日益复杂化和极端化的内部社会冲突,中国选择了不同于法律吸纳和刚性压制的方式,而是通过柔性的调解机制来主动疏导社会矛盾。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置领域中展现出其创新性和有效性。尤其是2006年以来国家推动的大调解模式,通过工会内部的上下联动、法律援助促成和解、劳动仲裁加强庭外调解以及法院鼓励诉前联调等调解机制创新与整合,显著地提升了国家对劳动争议的调解能力。大调解的模式创新与有效运作反映出中国国家面对内部冲突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制度弹性。中国的调解机制也正在成为比较治理研究谱系的一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新类型。

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学者开始以社团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利用有效的行动策略来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这一个案来看,采取的主要行动策略是非正式政治,这种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是在国家的底线控制与草根NGO的夹缝求生互动中产生的,尽管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