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第三种人”

建国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认为“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论战斗争,有的还认为杜衡(苏汶)之流的“第三种人”是属于敌对营垒,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帮凶,因此这场辩论也是无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当然也参与了在这场斗争。在过去的一些文学史和有关论文中似乎均给人们这么一个印象:鲁迅是把杜衡之流的“第三种人”观点当作敌人的谬论来加以痛斥,把这些人是当作反动文人来对待的。本着“存真、求实”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鲁迅和“第三种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对了解这场论辩的性质是很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弥补以往出版的一些鲁迅传、鲁迅评传中论及鲁迅在这方面斗争时的谬误和不足。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

近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问题的讨论,这是个长期来没有认真探讨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的文章中,大多要提到三十年代初崛起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遗憾的是它往往被套上“反动”、“逆流”的枷锁。几乎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派”就成了一股与“左联”背道而驰的反动流派。然而,“现代派”究竟是什么人组成,代表作是那些作品,他们的主张如何。

用火热的心血写成的报告——读“孤岛”时期的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

报告文学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孕育成长的,从它诞生一天起就成为无产阶级手中有力的武器之一。茅盾在1937年《中流》第一卷第十一期上的一篇专论《关于“报告文学”》中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

文摘式的刊物《月报》

现在各报刊都有一栏目,即以短小的篇幅,简洁的文字摘录全国各报刊有鲜明、独特观点的文章或有趣的文章提要,或是介绍有争议作品的故事梗概.这一栏目深受读者的欢迎。这样的做法,早在几十年前就很盛行,在这类性质的杂志中,以《月报》编得最好。《月报》创刊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十六开本,用小五号铅字排印,每期二百多页,可刊登三十多万字。每月十五日出版,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月报》社的社长是夏丐尊,这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作家、学者,十分重视这本文摘性的刊物。

这也属不实之词——对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诗解释的质疑

柳亚子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诗人,不但他的诗名满天下,其一生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高尚品格也为世人所赞颂。从这点而言,他不愧是位“行义高于文采”的诗人。近来重读亚子先生部分诗篇,又勾起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疑团。那就是亚子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写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诗,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他“私心发作”的代表篇。

铁蹄下喷出的激情之火——抗战时期孤岛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孤岛的诗歌创作,充分体现了“愤怒出诗人,诗去愤怒来”的特点。一首首犹如匕首、投枪的诗歌,与杂文、小说、戏剧等各条战线的密友构成了“孤岛”文坛的长城,它成为这座坚固城墙中不能缺少的一砖一瓦,在这支威武雄壮的反日乐曲中,起着鼓励斗志,打击敌人的作用。

继承与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今年3月2日是“左联”成立五十五周年。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已骎骎流逝,时代在发展,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与当时有天壤之别。但是优良的传统和历史的教训却并不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让人遗忘,相反,当我们回忆起往事,再联系实际,倒常有一番新的感受。

成仿吾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

成仿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较早的文艺理论家之一。他在1921年7月,与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田汉、张资平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创造社”,这是“五四”时期继“文学研究会”后的主要进步文学团体。在创造社活动中,成仿吾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仿吾,原名成灏,曾用笔名石厚生、厚生、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现代作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我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青年摆脱了旧的范畴,迅速地走上了崭新的阶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鲁迅原是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辛亥革命前他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从而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鲁迅的思想有所触动。

严格·认真·亲切——读茅盾早期的文学评论

无产阶级文学家茅盾给人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学遗产后溘然长逝已一周年了。当人们以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文学巨匠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长篇名著《子夜》,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令人爱不释手的散文《白杨礼赞》等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切不能忘记茅盾是以文学理论的指导,以及文学批评展开他终生的文学活动的。他的许多文学评论至今还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茅盾就以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积极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工作。

论冯玉祥的白话诗

冯玉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将领,也是一个写有大量热爱祖国、体察民情、诗歌的诗人。从冯玉祥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救国救民的抱负,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沉思。在诗中他有时形容民间疾苦,有时吐露政治主张,有时抨击当局腐败,信手写来,不拘一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冯玉祥在《我的读书生活》中主张文艺作品不要老写“公子落难。

鲁迅和“第三种人”

建国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认为“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敌我斗争,有的还认为杜衡(苏汶)之流的“第三种人”是属于敌对营垒,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帮凶,因此这场辩论也是无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斗争中,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鲁迅,当然也是参与了。

辞典,无言的老师

每个人上学念书,总是要用词典的。在我上小学时,我的书包里除了课本外,还放着一本《新华字典》,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本辞典,遇到难字免不了要请教请教它。上新课前我先用它解决了课中的生字,在老师教我们之前就“传”给同学们,同学们都赞叹不已,这本《新华字典》为我赢得了不少“声誉”。

“有口皆碑,誉腾孤岛”——记《海国英雄》的演出

著名剧作家阿英(即钱杏村)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用魏如晦之名发表许多剧本,其中他准备写南明史剧四部:《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海国英雄》、《杨娥传》、《悬(山奥)神猿》(又名《张苍水》),影响较大的还数《海国英雄》。阿英为了写好郑成功这个人物,曾翻阅、参考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尽可能做到符合历史的真实,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海国英雄》一剧的作成,在我的几个剧本之中,是历时最久,所经过的艰苦也最多。对于这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我虽没有沐手熏香,但我是始终在极度的敬意下,审慎而又审慎地写下了每一行的。”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假说”权

当前,我国科技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胆依据已有的事实材料,不断提出催化新理论诞生的一系列科学“假说”。不难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四化”多作贡献的义务与他们在研究上的“假说”权利是相统一的。然而,对比之下,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科学“假说”的权利远没有得到尊重和鼓励,因而他们很少依据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现象和事实。

文中有人在——读王任叔同志在“孤岛”期间写的论文、杂文

在上海沦为“孤岛”期间,王任叔同志除了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外,还以他那支犀利泼辣的笔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杂文,其中有些文章收在《扪虱谈》(署名巴人,大时代文艺丛书1939年7月出版)、《横眉集》(与孔另境等人合写,大时代文艺丛书1939年6月出版)、《边鼓集》(与周木斋、柯灵、唐弢等人合写。

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竟突然走了运,它那恻悱缠绵的曲调又被有些人拾了起来,聆听欣赏。前些时候,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这首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