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变迁与脉络——李连江、张静、刘守英、应星对话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表现在基层社会,城市“单位制”逐渐弱化,但其功能又未完全被居委会取代,乡村“人民公社”被村委会取代.可以说,基层社会在组织方式、所发挥的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理解中国4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当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些变化和挑战下,如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 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

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提出的关于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完成了一场所谓"无声的革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工农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不宜简单地总结为"50年里的一场革命"。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笼罩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于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而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的论文中所使用的材料和概念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

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

田野工作具有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的双重特性,所谓"田野工作的想象力"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展示了"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一种可能性。从田野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田野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经验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空间是由经典理论的问题域给定的,但在实际进入田野后,理论的力量需要完全融化在对经验现实的敏感中。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来看,复杂性成为田野工作由微观通向宏观的关键所在。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对"家乡社会学"的自然正当性的反省;对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突破;把行动者分析而非结构分析作为田野工作的焦点;将历史视野带入田野中。"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具有手工技艺的特点,其养成需要特别的耐心。

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

本文围绕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分析了历史社会学的四个定位,并按照若干主题线索评述了历史社会学的最新进展,并简略讨论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历史社会学研究所面对的"空疏化"与"碎片化"的双重困境及其努力的方向。

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

由于实证主义科学观支配了主流社会学的研究,预设它是惟一客观可靠的知识类型,从而使质性研究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叙事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种,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或情感表达,它与逻辑科学话语同样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对于丰富社会学的想象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这是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变通性、过程性和模糊性所决定的。叙事是否成功,取决于作者的问题感、材料的复杂性和讲故事的技巧。方法与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因此,与其用“叙事的时刻”去颠覆统计社会学的神话,不如为适当的问题选择适当的方法,克服韦伯所谓“方法论的瘟疫”。

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读《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自从葛学溥1918年对广东凤凰村开展调查以来，汉人村庄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研究学界逐步兴盛，到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村庄民族志作品，并形成了华东、华南和北方三大区域性学术传统。这些研究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中断，是因为海外研究者此时已经无法进入田野，同时，弗里德曼和施坚雅更从理论上以所谓“汉学人类学”的概念对原来的村庄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后期，汉人村庄研究以港台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放为起点，逐步出现了村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复兴浪潮（王铭铭，2005）。

“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

本文用"土地—治理—民情"这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在农业问题上,用治理和民情的视角既诠释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也分析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均平目标与济困目标之间、在经营的自主性与规模性之间面临的矛盾。在农村问题上,既用土地、家庭和人口的视角解释了新时期农村从总体性治理到专项性治理的治理转型,又用民情的视角分析了农民负担问题和基层政权悬浮问题的成因。在农民问题上,联系土地制度变迁和治理格局变迁,分析了农村村庄自治的出现及宗族和家庭的兴衰,由此展现了农村民情在新时期变迁的喜与忧。

从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拓展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源于社会学,但此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则面临合理性和应用范围等方面的质疑。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实证史学常常难以进行对话。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应用有助于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

超越“维稳的政治学”——分析和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

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兼有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的特点,人格的冲突、情绪的对抗是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和持续的关键动力。1990年代各级地方政府所推行的维稳政治学存在着"开口子"与"拔钉子"的张力,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的矛盾,行政主导与法律治理的对立。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在于破除僵硬的维稳机制,形成以利益均衡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模式。

学术自由的内外限度及其历史演变--从《系科之争》到《韦伯论大学》

在对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注意的是洪堡的思想。为了深入理解德国模式中的学术自由观,本文分别分析了洪堡之前的康德所著的《系科之争》和洪堡之后的韦伯所著的《韦伯论大学》,并将两人的学术自由思想作了简要的对比。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和外在限度的某些共同理解,也可以看到韦伯在讨论学术自由的基础时以理性化概念取代了康德的理性概念之后所赋予学术自由的新的内涵。

村庄集体行动的“反应性政治”逻辑

当代中国的村庄集体行动可称之为"反应性政治",即以抵制某种社会变化的出现或挽回因某种社会变化带来的损失为标志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的基本特点包括:反应的滞后性、打压的反弹性、政治行动的非政治性、救济渠道的权宜性、高压的跳跃性。针对这种"反应性政治"的特点,政府应该在集体行动发生前维稳与维权并重,在发生过程中切忌滥施高压,在结束后不要"秋后算账",以使维稳工作能走上长治久安的健康发展轨道。

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

红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主力部队,其领导机构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并在党内和军内引发过激烈的争议。本文对红四军逐渐确立起以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部队及其割据地区党组织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由此一方面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对以红四军为代表的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的研究,旨在丰富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方式的建立过程的理解。

透视群体性事件的六个层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群体性事件作为体察这些社会矛盾的信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断裂”：一个洞察当今社会定位的概念

2003年，中国经济在遭受“非典”袭击后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2003年出现的一种令人忧心的社会现象：拆迁户、房屋业主或农民工因补偿不足或讨薪未果而自焚的事件一再重演。一般来说，自焚常常是被持极端宗教信念或激进政治信仰的人用以表达其理念的手段，为经济利益而采取此种激烈手段的则颇为罕见。

福柯权力思想中的史观、史识与史法

本文借助中国史学史的基本范畴,将福柯权力运作分析中的史观、史识与史法勾连起来,揭示了作为一个伟大史家的福柯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本文认为,福柯以独特的历史观和现在观融贯在一起的"当前史"为基础,以权力的"配置"为核心要义,承袭并推进了尼采所提出的谱系学研究方法,对西方从古典时期到现代早期权力运作机制的转变作了独特的探究。与尼采的超验分析所不同的是,福柯是在历史的经验分析中揭示出现代权力机器的构成、运作和演变的,因此,他既对现代政治理论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又给传统史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但福柯的史学思想并非后现代式的碎片化世界,而是依然与传统史学有着重要的相通之处。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比较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列宁式政党” 列宁《怎么办?》新释

本文基于比较历史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在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革命民粹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相关比较的意义上,对列宁建党理论的经典著作《怎么办?》作了新的诠释。本文先分析了“灌输”机制在欧洲、俄国和中国的异同,而后重点解析了《怎么办?》第四章中三个核心的组织问题:通过对比韦伯对职业政治家的分析,阐释了列宁对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的理解;通过与中共白区工作的比较,突出了列宁提出把精干的组织核心与差序的组织圈层结合起来的意义;通过与俄国革命民粹派及第二国际的比较,展示了列宁关于政党组织的密谋性和集中性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本文的上述分析为“组织的武器”这一经典的论题赋予了新的理解。文章最后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在单位和组织研究上从技术性分析走向追根溯源的政治性分析的意义。

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

要从多维度、多学科拓展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理解,地理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本文在美国学者施坚雅和霍夫亨兹的相关研究启发下,对1921年至1945年发生中共革命的地域进行了“地文大区”的划分,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诸因素(包括地缘、南北、东西、山河、路江、红白、政区、文武、客家等)进行了述要分析,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