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测度

本文利用CHIPS2007数据库，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程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在城镇就业市场上，由于工资扭曲现象的存在，劳动力实际获得的工资要比他们的边际生产率低45％～60％；（2）已婚、子女个数较少、本地、拥有失业保险、男性、大中型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低于未婚、子女个数较多、外来、没有失业保险、女性、小型企业的劳动力；（3）中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比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严重，且中低工资水平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的方差更大。由此，本文提出推进就业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完善就业市场信息网络，从而减轻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

城镇与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及其变化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其解释力度仍然在不断增加,歧视的贡献从2002年的35.18%下降到2007年的25.08%;进一步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表明,歧视程度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上的区间,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区间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并未改善,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

陕西关中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研究

我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了"三农"的发展,农民种粮积极性依然不高,危及粮食安全。通过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调查,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种粮成本偏高,比较收益偏低;二是种粮边际收益太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务工边际收益较高。因而导致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舍弃粮食耕作,种植高收益经济作物或者涌入大城市打工。基于以上原因,研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鼓励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夯实农业生产基础等。

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分省面板数据测度了各省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产能过剩这一观点进行验证,并分析了其内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要素市场存在的扭曲效应确实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并且这一影响机制存在在一定的持续性;(2)在就业市场上,要素市场扭曲主要通过数量效应对产能过剩产生影响,价格效应并不显著;在信贷市场上,要素市场扭曲主要通过价格效应对产能过剩产生影响,数量效应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应根据不同要素市场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空间结构及时变特征

本文构建一个格兰杰因果尾部风险网络,从整体网络关联性视角考察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结构及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一是从总体看,2008年以来,金融体系风险溢出效应波动上升,资管新规的实施使溢出效应由升转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溢出效应短暂上升,但目前已回落至低位;二是从风险的空间结构看,房地产部门较高的风险出度和入度引发了风险加速机制,使其成为重要的风险源和承担者;三是从风险的时变特征看,保险、证券等业务创新多的部门风险来源的角色在强化,银行向信托、证券业的风险溢出近年来有所上升。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当前应当进一步完善资管新规,加大对金融创新业务的风险监测,密切关注房地产部门风险。

纳入预期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效果分析——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构建一个纳入完备摩擦的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预期到和未预期到的减税政策的效果及其差异。结果发现:一是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同减税措施效果有差别,消费税和劳动税减免能够带动消费和就业,但会抑制投资;资本税减免会带动投资,但抑制就业和消费。二是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减税政策效果差异大。预期到的消费税和劳动税减免在政策实施前有紧缩效果,实施后有刺激效果;预期到的资本税减免在政策实施前后均有刺激效果,并且作用要大于未预期到的减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当前应综合运用各项减税措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同时应加强预期引导,优化减税政策效果。

多元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的信号选择与制度安排——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随着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系统性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成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将宏观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信号,以福利效应最大化为标准,研究在多元化的外生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制度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通过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手段上应该相互独立。二是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建设。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目标下的逆风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对宏观杠杆率等风险监测指标的关注,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应对接下来金融风险和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当前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考察在泰勒规则中纳入宏观杠杆率的效应,结果表明:一是纳入宏观杠杆率会加大经济波动性,随着杠杆率系数提高,社会福利损失加速扩大;二是用债务规模代替宏观杠杆率后有结构性改善,但仍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对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完善路径,仅通过构建逆风货币政策规则或将无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双目标,应该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提高防风险能力。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货币政策的产业非对称效应

本文运用符号约束识别的SVAR模型,利用1999-2014年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三次产业对比来看,第二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最强,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这意味着仅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宏观调控目标;从产业内部来看,货币政策冲击并没有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产业内部的比重,这表明货币政策对第二、三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作用有限。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当前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实施的背景下,要进一步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等货币政策工具,对信贷资源配置加以引导,发挥货币政策"定向调控"功能,同时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体制原因和对策研究——基于银行信贷管理视角

小微企业融资是后疫情时期政策关注的重点,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基于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视角,从银行信贷决策机制入手探讨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发现较高的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导致小微企业贷款RAROC值低于大企业贷款,是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积极性不高的根本原因。结合情景模拟和实际调研情况,发现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降低银行资金成本能够改善小微企业贷款RAROC指标,提升金融机构支小激励。但由于货币政策工具结构性特征不强,政策效果未能充分发挥。结合上述发现,本文认为当前应该强化再贷款专款专用管理,明确定向降准目标要求,提高货币政策工具和银行信贷管理系统的融合度。

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思考——发达经济体与我国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为抵御疫情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冲击,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扩张资产负债表、注入流动性,货币政策呈现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等新特征。然而,其政策传导存在失灵现象,通胀目标并未实现,经济增速也维持在较低水平。我国不断完善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为基本框架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强化对流动性精准调控的同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发挥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

小微企业信用风险如何管理更有效——以山东省为例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既往思路主要是在信贷前端实施信用担保增进,我们发现这个思路在遭遇三期叠加的冲击后,已遇到瓶颈。在新常态下,前端信用增进和后端风险出清搭配,能够更好地管理小微企业信用风险。

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剖析

系统梳理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及运作流程,可以发现当前政府引导基金运作中的资金沉淀、期限错配、透明度低等诸多问题已成为制约基金运作效率的主要矛盾。为实现政府引导基金的跨越式发展,应该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范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推动保险、理财资金更好对接引导基金投资项目,提高基金运作透明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基于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近年来其重要性明显提升,政策规则不断演进。政策定位从前期的弥补总量货币政策失衡拓展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目标由前期的关注信贷投放精准性转化为关注政策结构性效果。将我国2019年以来实施的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在模型中纳入产业关联关系,对政策效果进行全过程、系统性检验,可以发现:该政策对制造业投资有促进作用,具有很强的精准性,产生了明显的结构性效果;该政策在制造业内部的上下游企业间具有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不仅不会显著影响政策结构性效果的实现,在政策作用于下游行业时,反而能够强化政策效果,发挥加速器作用。系统考察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过程特征及制约因素,对于优化政策设计,提升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视角看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

曹廷求、庞念伟、彭江波在《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撰文指出,以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政策为切入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在模型中纳人产业关联关系,从而将政策效应分解为对目标领域的直接冲击和目标领域得到支持后的溢出效应两部分,对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进行全过程、系统性检验后,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结构性效应,可以缩小结构性产出缺口。

货币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非对称效应

本文利用1999-2014年季度数据,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从产业间对比看,第二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最强,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意味着仅靠货币政策无法实现提升服务业比重的政策目标;（2）从产业内部看,货币政策冲击并不能够提高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产业内部的比重,从而说明货币政策在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后疫情时期我国宏观稳杠杆的政策路径——基于TVP-SV-VAR模型的分析

随着后疫情时期各项刺激政策有序退出,稳杠杆的紧迫性和优先性开始提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TVP-SV-VAR模型,研究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杠杆率的时变影响。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发展导致的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以及宏观杠杆率统计口径的不健全,使得2008年之后正向GDP冲击引起的去杠杆效应表面上有所增强。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造成2009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下降,对宏观杠杆率的驱动力上升。利率上升在短期和长期能够抑制宏观杠杆率增长,但中期会加剧企业债务负担,利率市场化改革及传导渠道的畅通提升了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效率。本文认为,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宏观杠杆率的监测和统计口径,保持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发挥利率在稳杠杆中的作用。

生产链贷款级差与货币政策传导质效

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是提高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关键。本文以垂直生产结构下的生产链贷款级差为切入点,构建理论模型阐明贷款级差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质效的微观机制,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银行向上游企业发放的贷款比向下游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多,生产链上存在贷款级差,但上游企业未将贷款顺畅转化为实业投资,而是购买了更多金融资产。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资金密集程度较高、非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从作用机制看,引致需求是贷款级差影响货币政策质效的重要渠道,货币政策作用于下游的力度偏弱进而对上游的引致需求不足,削弱了货币政策刺激上游实业投资的效果。本文揭示了当前货币供需规律的新特点,提出了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渠道不畅的新解释,对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