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本文尝试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环形曲线模型来解释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情况。探讨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变动的原因 ,分析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对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趋势作出预测 ,进而提出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当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国的失业率被公认为低于真实的失业水平 。

中国特色结构性调控范式的实践模式及其理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性质上可分为紧缩性与扩张性两大类型。在具体的政策操作实践中,这两种类型的宏观调控长期存在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存的双轨模式。其中,结构性调控扮演了重要角色,其通过对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最终引致经济的收缩与扩张效应,从而达到逆周期的政策效果。这种以结构性调控为主、总量调控为辅的调控方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最大特色。结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大量运用结构性政策的经验,笔者认为,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相结合构成了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体系,而结构性调控政策不仅弥补了西方主流反周期政策中仅包含总量政策的缺陷,也是对2012年以来政府实施的"微刺激"、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等结构性扩张的理论提升与现实回应。

制度距离、技术差距和政治风险——中国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对广义的24个发达国家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技术差距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逆向投资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制度距离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逆向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而技术差距会显著地抑制中国的逆向投资。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技术差距和政治风险在2008年之前对中国的OFDI没有影响;而2008年之后制度距离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影响,技术差距则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政治风险在两阶段中的影响都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中国在欧洲和大洋洲的OFDI具有显著影响;技术差距对欧洲有正向影响,而在北美洲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治风险对中国对欧洲OFDI的影响显著,对北美洲和大洋洲则没有影响。这一结论对于促进中国的逆向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两次分权化运动,直接导致了70年代末期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削弱以及潜在的地方"离心力量"的出现;改革开放以后,财政体制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分权化改革,每一次改革在调动和激发地方积极性的同时,诱发和强化了地方势力的崛起,以至于在不同时期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进行利益上的博弈。本文在全面回顾和总结我国财政体制分权化改革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关系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过程,其目的是探讨如何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维系我国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投资效率以及过度投资的实证分析和经验推断后认为,从总体上说,从总量投资效率来考察,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现象,即中国的高投资不存在低效率问题。但是,从局部上看,在个别产业、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存在过度投资或者说投资低效问题。其政策含义是,针对局部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和过度投资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味地搞“一刀切”。在进一步健全投资领域市场化机制的基础上,依靠市场力量提升投资效率。

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基于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的一种阐释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先后出现了市场依附于政府、"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等多种模式。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强政府—弱市场"的独特模式,既明显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弱政府—强市场"模式,也不同于同属于转轨国家的俄罗斯"弱政府—弱市场"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也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与体制的完善,其形成有着植根于中国特点的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合理逻辑。在体制完善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目标是构建"强政府—强市场"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强化和规范政府的作用,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创新

本文在系统总结中国30年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明显迥异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宏观调控本身来看,这些特色表现为涵盖领域广泛、政策工具多样、宏观调控频繁、调控力度适度等;在转轨经济背景下,宏观调控还表现出实践性、过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等特点。这一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视野的“强政府-强市场”目标模式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世界各国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市场依附于政府、"弱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弱市场"等多种模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需要强化市场机制的建设,又不能削弱政府的作用。在体制完善阶段应将"强政府-强市场"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目标模式,并从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型等方面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与共存共赢。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范式及形成逻辑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宏观调控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反差,并由此引发了多次大规模争鸣。在系统总结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宏观调控长期坚持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调控范式,并先后呈现出"总量+结构"与"需求+供给"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宏观调控之所以形成了结构性调控特色,是因为在宏观调控决策中,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中国经济思想特别是当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理论三种资源,真正做到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必然的形成逻辑。

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2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起到了弥补市场缺陷、熨平经济波动、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本文全面总结了转轨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认为目前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最为关键的时期,并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政府投资、经济转轨与体制性约束

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成功地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但持续加大的政府投资扩张已成为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中的一个常量,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增强引致了投资波动幅度增大。本文认为,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投资波动的重要诱因之一。要有效制约地方政府过分的投资冲动,就要强化市场约束和推动体制创新。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逆向投资的现状、障碍与对策研究

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进入2l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高速增长，2002年至2011年间年均增速高达44．6％，2012年首次跻身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来源国，2013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市场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偏小。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开展的逆向投资，对后起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竞争优势更具战略意义。

20年来工业国家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在本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工业国家的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多数国家的失业率加剧，而通货膨胀则下降到７０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周期拉长。深入探讨工业国家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形成原因和经济政策，对经历了２０年渐进式体制变革的我国来说。

权力的经济分析——兼论转轨时期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变现

一、权力的概念与分类 权力是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由于权力现象在人类社会广泛存在,以至于'很少有什么词汇像‘权力'一样,几乎不需要考虑它的意义而又如此经常地被人们使用'.

区位变迁、逆向并购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成长——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为例

本文以中国企业国际化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呈现出目标市场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区位变迁特征,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出现了大规模逆向并购现象,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决定了不能沿用衡量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附加区位变量的衡量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程度被明显低估,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程度已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新农村建设需要构建全社会投融资保障机制

本文从大连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认为大连市新农村建设基础较好,但存在过度依赖财政投入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投入巨大,单靠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为确保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长效的投融资保障机制,建立起在政府投资主导下的全社会投融资新格局。

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失业问题与失业保障制度创新

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失业问题与失业保障制度创新●庞明川王军从现在起到“九五”期间，我国将面临来自国有企业冗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结构性失业等五个方面的巨额显性失业和就业不充分问题，全国平均失业率和城镇失业率将分别达到７％和１２％以上；按现行政策势必...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进入障碍与策略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异军突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遭遇了一些重大的失败案例,造成了巨大的投资损失。本文从产业组织理论有关进入障碍的角度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市场直接投资面临的进入障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逆向投资还可能面临不同区位市场和不同行业的进入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逆向投资健康发展的对策思路。

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周期

本文在对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变化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同步，主要存在９－１０年的中周期和约５０年左右的长周期；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呈顺时针方向的不规则的环形曲线变化。该模型既能合理解释长期中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变化的所有情形，更有助于分析菲利普斯、弗里德曼等理论的合理成分与不足。在此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