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课”到“正项”:明代芦政演变小考

明代芦政的演变经历了明初至弘治年间的草创、嘉靖间的进一步改革以及万历以后制度的完善及其异化等三个阶段。芦洲刚开始不为人所重,大多为勋旧占垦、势豪侵占,所谓芦课亦仅被视为杂课之一种。此后随着其面积的扩大及国家财政的紧缩,它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从专门机构的设立到嘉靖间向一般民众开放占垦,经历了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同时朝廷也完善了诸如洲地清丈、芦课征比等方面的则例办法,目的则都是为了更有利于国家赋税的征收,《芦政条例》的成书象征着明代国家层面洲政征管体系的成型。在这一过程中,芦政、芦课也越来越成为国家正项,其管理方式亦向陆上常田税课制度演化。与此同时,"洲头""洲保"等上下其手,聚敛需索等弊端亦接踵而来,成为此后长期困扰洲地社会的"痼疾"。

清代镇江地区开沙诸洲的坍涨变迁与地方社会应对

镇江府丹徒县开沙诸洲在清代经历了较为频繁、剧烈的坍涨变迁,在这种自然环境变动的冲击之下,开沙地方民众以及镇江丹徒地方官府先后从不同的方面采取措施,以应对沙洲坍涨所导致的各类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官主民辅、官民协同的坍涨应对机制,官方也借此加强了对沙洲地方社会的控制,开沙诸洲地方社会由原本独立生长的“化外之地”,开始慢慢向一般陆上社会的方向演变.

清初的"迁洲"与芦政的反复

在清初"迁海令"引致洲地迁禁的背景下,清廷以一种游移不定的态度开始了对芦政建设的探索,直至17世纪末最终的制度被确定下来,长期由工部掌握的芦政事权由此转归户部,与此同时,基层州县衙门开始对洲地庶务负起更多的责任,然而,乾隆朝间有关洲地"以涨补坍"则例的颁行却赋予了地方社会更大的"操作"空间,由是,在一种普遍迁延的氛围之下,洲地基层的事权迅速为一辈"吏书课差"群体所掌握,洲地争竞、冒占的状况愈演愈烈,洲田资源一转而成为地方百姓的沉重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