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人权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在西方,近代以前的各种政治哲学思想中不乏人权精神的闪现,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思想是伴随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思想家发起的启蒙运动而逐渐形成的,是近代的文化环境促成了近代人权思想的产生。

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谐因素及其压迫性

和谐是人类的共同社会理想。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尤其钟情于"和"的概念,无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方面,都力求达到和谐境界。然而当这种理念被付诸实践,所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体的自觉,而是一种外在的强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认识与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根据地政权制定法律法规、确立各项制度以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依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地政权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人民作为权利主体的理念逐渐确立,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持续扩展,人民基本权利的独立性日益凸显,这些变化集中反映了人民主体地位的提升。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谋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生活,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人民基本权利条款变化的基本内在逻辑,也是今日中国继续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所应坚持的精神和原则。

“前白皮书时代”中国国际人权话语考略——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发言和立场文件为中心

1979年至国内首部人权白皮书发布的1991年,是中国国际人权话语积累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共发布7份立场文件,参与会议发言113次,表达了对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支持、对发展权的积极倡导、对以人权之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反对,并努力推动国际人权机制的改进和完善。中国人权话语传达出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内核: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自决权和发展权是首先要强调的人权,人权包括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同等重视两大类人权,以及建立平等、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国际人权秩序。这些在后来都发展为中国人权理念的核心要素。中国国际人权话语之所以在1979、1984和1990—1991年获得显著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需要对外部批评和压力作出回应。但内部理论资源的缺乏及“被动防卫”的特征,也导致了中国人权话语在内容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当前中国提升人权话语权,需强化和凸显人权话语的思想性,同时增强自身参与国际人权事务的主体性。

论“草根”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20世纪初以来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冲击之下,农村中的传统宗法关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草率地撤离农村,留下了权力真空地带,宗法关系迅速填补了这一地带。同时,有的基层权力异化,基层政权与宗法关系交织,共同侵蚀基层民主,给基层民主的发展带来了危险。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系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以及整个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命运。

巧查奸杀

在很多时候,奸杀都是在通奸之人的合谋下,经过充分的准备而进行的,因此案情也通常更为复杂,官府的断案也就显得更为艰难。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被人们颂为"青天"的判官出现,以其明察秋毫的眼力。

中国参与国际人权规范建设的主体性(1974-1990)

1974年至1990年是国际人权规范建设的重要时期,九部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四部在这一时期完成制定。中国全部参与了这四部公约的制定,在能动和交互意义上表现出显著的主体性。基于自主、自为和创造的主体意识与能力,中国对公约草案发表意见以促进其修改和完善;同时,中国坚持独立、平等、相互尊重与国际合作的原则,与其他参与主体共同推动公约制定的完成。以其突出的主体性精神和能力,中国推动了国际人权规范体系的发展,从普遍适用性和文化品格上提升了国际人权规范的品质,为国际人权规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元主义视角下国际人权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

全球人权传统是多元的,且能够彼此相容与互鉴。但在人权国际化的进程中,西方积累起强势的人权话语权,持续主导国际人权体系的发展与运行,在实行人权文化输出的同时压制其他人权传统的成长,导致国际人权秩序的严重失衡。在全球化的时空环境下,西方人权观念与模式已不足以支撑人权所承载的时代使命和意义,西方主导国际人权秩序的失衡状况也亟待改变。2006年,联合国实施人权机制改革,人权委员会被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取代,实质上启动了国际人权秩序重构的进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在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社会土壤中孕育成长的独特的人权思想与道路模式,为构建适应全球化背景的国际人权新秩序提供了可行方案。“中国方案”所指示的,是以“多元一体”为基本格局,认可且能够汇聚多元文化传统之价值与智慧,从而有助于实现人类共同的“善”的生活的国际人权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