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的逻辑理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动力。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治理工作脱离群众需求、多元治理力量参与不足、权力运行不够透明等问题,亟待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予以解决。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在价值基轴、主体架构、共识生成、监督机制等方面内在契合,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具备了逻辑上的可能性。要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基层治理的有效赋能,就必须扩大政治参与,以强化基层治理根基;激活制度优势,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整合主体力量,以凝聚多元共治合力;强化监督实效,以塑造清廉治理环境,从而实现治理民主与民主治理的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从统治到服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逻辑转换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经历了由统治、管理再到服务的逻辑转换。在古代社会,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排除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可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只能是权力导向的统治主客体关系;到了近代社会,等级化的官僚行政垄断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允许政府之外治理力量的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定位只能在单向度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思维框架下进行适当调适;随着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尤其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由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正在走向多样化良性互动的新愿景。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及改革模式

建国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形成了现在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政府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对民间组织的调控,有利于引导民间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但随着民间组织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出现了民间组织非均衡发展、"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对民间组织事实上监管缺位等现象。优化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是:逐步从政府选择模式向社会选择模式转变,从重视"入口"管理向重视"过程"监督转变,从纵向控制向横向合作转变,从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向适度竞争原则转变。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而且应当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公共外交、疏通民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可以协助政府参与对外援助、为沿线国家的民众提供公益服务,可以帮助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形象。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才资金的缺乏、能力的不足等因素是制约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完善制度、增强能力、搭建平台推动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从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复杂性视域下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

复杂性科学超越了传统的线性思维范式,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城市治理的复杂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主体复杂性、客体复杂性、介体复杂性、环境复杂性等方面,因此亟须复杂性理论对城市治理实践加以引导。应基于控制论视角化解城市治理的潜在风险、基于系统论视角构建复杂性城市治理模式、基于信息论视角完善城市治理反馈评价体系等维度,运用复杂性思维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我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党执政战略的调整

民间组织的兴起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党执政具有双重影响:有利于巩固执政基础,优化执政环境,改善执政形象,推进决策民主化;但同时也增加了党整合社会关系的难度,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党应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将多样化民间组织的价值追求纳入党现行的政治体系之内;同时建立、健全党与民间组织的沟通机制,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五四”时期学生社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

"五四"时期学生社团是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基于共同信念而自发结成的团体。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造就新国民从而改造社会是这些学生社团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五四"时期学生社团的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中,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是学生社团兴起的社会基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是学生社团兴起的思想基础,北京大学蔡元培鼓励学术研究、倡导社团活动为学生社团的兴起提供直接的示范作用。"五四"时期学生社团通过组织理论学习、参与社会实践,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交流与辩论,通过创办刊物、经营书社等活动,逐步确立、坚定了社团成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积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宝贵经验。这一经验的总结对更好地发挥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应不断提高社团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奠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加强社团骨干力量的培养,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队伍;鼓励社团开展社会活动,搭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平台;积极利用广播校刊互联网等媒体,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

习近平新时代关于工会建设的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深刻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工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会建设的时代主题、根本保证、工作路线、战略重点、主要抓手、重要途径等一系列新论断。习近平关于工会建设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探索、研究习近平关于工会建设的重要论述,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组织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间接地阐释了社会组织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组织思想告诉我们:社会组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性质和作用是由其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组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发展民主、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载体。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组织思想,对于发挥社会组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生态文明视域下中国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

探讨中国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根源,指出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行为的建设,提出促进环保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建议,如环保社会组织要勇于探索与创新,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政府要转变观念,积极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保事业,要健全法律法规,为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等。

政治文明视阈下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

伴随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资金、自主性、人力资源、社会声誉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促进民间组织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职能,健全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身管理,勇于创新。

马克思主义社会组织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社会组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性质和特征是由其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社会组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发展民主、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组织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组织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组织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形成了现在以双重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民间组织的发展和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缺陷。优化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培育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必然选择。

数据规训视域下城市治理的潜在风险及其重构

数据技术在城市空间的多维运用已成必然态势。在治理实践中,作为新兴治理工具的数据技术既增添了城市治理的活力,亦使城市治理面临主体边缘化、客体风险化、介体数字化与环体复杂化等诸多潜在挑战。为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基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的立场,坚持城市空间主体性复归的原则,构建科学高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深化数据治理的理性运用及规范技术治理的伦理旨向,以科学运用数据技术为实现城市善治服务。

法、法治、法治政府范畴的广义性简析

一般狭义把法理解为一套冷冰冰的规则、准则集合,这只理解了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文明方面,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价值、法的精神及相关的理念等精神文明方面。一般狭义把法治理解为“依法办事”等法律意义上的法治,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主治”等社会意义上和价值意义上的法治。一般狭义把法治政府理解为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形式上的法治政府,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的统治或法的治理状态等实质上的法治政府。对以上三个概念进行广义理解,对于把握法治政府的真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生成的两种主要途径。文章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进行了制度经济学的阐释,并分析了当前民间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变迁的若干思路。

试论中国社会组织的兴起及其伦理意蕴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伦理意蕴:能够为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提供广阔的领域和途径,是培育公民良好品德的社会根基;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力量的不足,是捍卫并推动经济伦理的一股重要力量;能够强化道德的社会监督,是提升公共行政伦理精神的实践载体;对改良中国公共伦理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资源;能够培育和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激发公众的环境伦理情感,是凝聚公众力量、促进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渠道。

试论中国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及其民主意蕴

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形成"有衡"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公共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大学生网络社团的兴起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大学生网络社团的兴起是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大学生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客观反映。大学生网络社团的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双重影响:能够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不仅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而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大学生网络社团的快速发展,高校应当积极引导、创新管理方式和方法,主动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