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范畴与方法——从近30年来(1980—2010)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谈起

近30年来(1980—2010),学术界关于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已公开发表和出版200多种著作。这些著作论题丰富、范围宏阔,代表了最近30年来我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这些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上音乐教育的起源、音乐教育思想史、音乐教育制度史、音乐教学内容史、音乐教育史比较研究,以及对音乐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探讨等多方面的内容。在体裁上,这些文论涵盖了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及学术评论等多种形式。文章在对这些成果进行学术综述的基础上,尝试就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科的研究现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现实价值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供方家指正。

古代音乐表演实践的生成-变迁机制——唐宋宫廷音乐文化转型的制度分析

对音乐史事"过程"、"环节"和"细部"的考量与描述,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音乐史学研究个案的密集、深入,以及周边交叉学科的发展,对于唐宋音乐史领域中诸如"音乐文化转型"等总体性认识,尚需通过多视角、切片式的细致观察与分析,才能了解其动态过程与渐变机制。文章以唐宋宫廷音乐表演实践的生成-变迁机制为对象,从社会史、制度史、型态学的角度,探讨在"功成作乐"和"礼崩乐坏"的音乐实践发展的两端,影响宫廷音乐表演实践发生变迁、宫廷音乐文化发生转型的制度因素,进而对音乐制度在音乐文化转型研究、音乐史阐释方面的价值,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跨国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音乐史学经验: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学习札记

参与了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文集的翻译、整理和编辑制作全程的三位作者,从该书的结构与学术特色、林萃青教授的治学风范、《文集》的整理与出版三个方面阐述了研习体会。

论唐末仗内教坊的实质及其他

文献记载中的唐末仗内教坊,即太常寺原有鼓吹署之教习机构。其职掌包括仪仗卤簿音乐和散乐。它的表演者为禁军乐人,首领受宦官节制。其所处位置前后有所变更:元和十四年(819)前在宣平坊,元和十四年几处教坊合署时,一并迁至延政坊。唐代仗内教坊的特殊地位,对宋代钧容直和东西班等禁军音乐机构的设立,施加了重要影响。

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

和雇制度起源于先秦时的和买交易活动,至迟在两宋转折前后,应用于宫廷音乐实践。它对于后者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流动性极强的和雇乐人在宫廷举乐活动中补足在籍乐工的缺额,以及与相对稳定的在籍乐工在宫廷内的共同执事活动,大幅度沟通了宫廷殿堂、城市勾栏与乡村庙台音乐的表演内容与形式,从而使当时的宫廷音乐能够不断从民间市井音乐中汲取活力,最终走向了世俗化与多元化。

从婺剧乱弹【三五七】看戏曲曲体的发展轨迹

清代剧坛的"花雅之争",最终以花部乱弹的胜出奠定格局。自此以后,各地方乱弹声腔继续交流融汇,完成了戏曲唱腔形态从曲牌体到板腔体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多数地方乱弹剧种是以板腔体的形态稳步流传下来,而有些剧种,则介于两种唱腔形态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过渡体"样式。文章即以婺剧乱弹【三五七】为例,通过对其唱腔的句式、段式、套式的详尽分析,揭示其"过渡性"艺术形态特征,认为其在传统戏曲音乐发展历程中,具有"活化石"般的艺术价值。

时空观念的统一:有关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思考

学界目前对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是由音乐史实的历时呈现来展开历史叙述,而对历时截面中共时差异的关注明显不足,由此,我国音乐史上早已进入古人视野的空间地域音乐文化划分的叙述传统、姊妹学科在音乐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均未得到普遍而充分的吸收利用。文章认为,强化音乐史教学、研究时空观念的统一,不只对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具体手法有所促进,对中国音乐史学术视域的拓展也将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以元丰改制到绍兴时期为例

北宋前期,宫廷设置了功能齐备、体系庞杂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自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施行大规模的官制改革以来,宫廷音乐制度开始精简,冗余的音乐机构与乐官纷纷被撤销,太常寺与太常寺卿等传统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又恢复了本来的职掌。与此同时,教坊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由长期隶属宣徽院转而隶属太常寺及大晟府,职能集中的态势显露无遗。自教乐所成立后,这一机构逐渐在宫廷音乐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其在南宋宫廷音乐活动中总领全局,埋下了伏笔。与北宋前期及南宋时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相比,元丰改制至南宋初绍兴时期的相关音乐制度建设,体现出了由繁至简、由仪式性而审美性的枢纽性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仪式音乐研究的时间维度——以宋代宫廷音乐为例

作为在时间轴线上展开的文化样式,仪式音乐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表现出丰富的时间观念与时间形态,它与其他乐种一道塑造、影响、维护了中国人的艺术形态与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宫廷仪式音乐的展示形成了一种由"岁时节日"和"仪式过程"及其内在节奏所组成的时间结构。这一结构的存在,为仪式音乐时间维度的考量,留出了解读的空间。本文以宋代宫廷仪式音乐为案例,试图从岁时节日、仪式过程两个层面,探讨古代仪式音乐的时间形态与社会效力。

宋代音乐研究的社会史取向——以音乐制度为例

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是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拓展与超越。新史学的主要关注对象即社会史,因此相当长的时段内,社会史就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其研究理念与方法,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中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制度史、社会流动、社会阶层史、婚姻史、风俗史、日常生活史、区域史等无一不显示出令人注目的历史解释力和学术潜力。在宋代音乐史学领域,自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之后,有关宋代社会音乐机构的设置、乐人管理制度、宫廷与民间乐人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等史实纷纷在音乐史学家笔下"复活",宋代音乐事件通过学者们对音乐制度规则与实践的社会史动因考察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唐宋之际的宫廷音乐机构考述

晚唐五代以来,宫廷音乐机构的规模渐趋缩,而音乐活动的管理职能日益集中到教坊。教坊在整个宫廷音乐机构地位的上升,反映了这一时期俗乐地位的攀升。相应地,宫廷音乐的性质和风格也在发生改变,即,从过去的礼仪属性逐渐过渡到了以娱乐性、商业性为主的娱乐属性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规定性与音乐实践的灵活性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造成以上诸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局的动荡变迁,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社会大众审美趣味的改变。

“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的学科语境——写在“第二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

"新史学"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历史学、音乐史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念和方法,"从杨荫浏时代"到"后杨荫浏时代"的中国音乐史学无不是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开辟。近年来的几次宋代音乐研究专题会议,就以断代史、专题史的案例出发,在学界既有"重实证"、"重传播"和"重社会分析"的音乐史学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范畴,不断探索学术理念、学科机制和研究方法,在适应当下中国音乐史学科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做了一系列史学理论和音响重建方面的新尝试,使当代中国音乐学语境中的"新史学"理念,逐渐成为本学科发展的共识。

音乐人类学建设的中国话语——洛秦的音乐人文叙事

洛秦教授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在音乐人类学学科交叉和方法论上的中国经验的探索,以及精心组织团队,集中推出行业标志性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成果大多已成为近些年来相关领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为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海外孔子学院音乐文化传播诸问题与对策——以美国密歇根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摘要：以作者2012～2013年在美访学活动为案例，介绍并分析了中国音乐文化在当地传播的现状与问题。同时提出，海外孔子学院传播中国音乐时，应当在音乐语境调研、媒介宣传、曲目主题设计、与他文化互动以及在音乐活动纳入学术元素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之相对应，国内学者在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领域的研究也亟需超越对案例素材的一般性概括，应结合演出案例和学术理论给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新文科”背景下高师音乐专业学科建设的挑战与出路

高师院校音乐专业,在当前国家双一流建设、加强高校美育工作进程中,承担着音乐教师教育和普及艺术教育的双重任务。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及“新文科”的推进,是高师院校音乐专业转型发展的一个历史契机。通过解读相关文件并分析研判该类院校学科建设环境后认为,在当前背景下,高师院校音乐专业应当关注并积极参与新文科建设,使本学科从原来仿照专门音乐学院的专业聚合体,转型为学科意识强烈、架构清晰、特色鲜明的学科综合体。在培养本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能力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普及艺术教育的作用,在双重任务的目标驱动下,开拓新的学科建设空间。

《宋代乐论》辑录:论音乐生活

为了配合《音乐文化研究》“宋代音东研究栏目”，编辑部得到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持的大型音乐文献整理项目《中国历代乐论》主编的支持，陆续选登＆中国历代乐论．宋代卷》部分内容以飨读者。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持的大型音乐文献整理项目《中国历代乐论》（主编洛秦、审订王小盾），历经参与者们的多年辛勤努力，即将出版。

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以宋初至元丰改制时期为例

北宋前期的宫廷音乐机构及乐官设置,虽有相当部分继承自唐五代,但已呈现出严整完备的新面貌。太常礼院、详定大乐所等机构的设立,各种音乐机构繁复的乐官设置,充分说明宫廷对礼乐活动政教意义(或仪式性)的重视。这是当时文官政治的儒家复古倾向在音乐制度上的表现,也是统治集团透过礼乐活动确立新王朝威仪的意图彰显。同时,宫廷燕乐机构和军乐机构的职能设置,则反映了宋初统治者对勃兴的民间俗乐进入宫廷所采取的积极措施。这些措施在北宋宫廷音乐活动中的施用长达一个多世纪,为宫廷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概言之,北宋前期的宫廷音乐机构及乐官设置,为今人从制度层面理解并剖析宋代宫廷音乐的复杂面貌,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宋代教坊大使丁仙现其人其事

中国历史时期的音乐家,大部分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匿名"状态。这些音乐家以集体的身份从事音乐活动,留下不少逸闻、事迹载于史册;但有关他们个人的音乐生平、音乐行为及其创造过程的描述,却是纸笔寥寥。尤其是古代宫廷中的音乐家,更是扮演着他们所从事职业的"附属""陪衬"的角色。在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强调人本主义视角的音乐史学思潮中,如何面对这种音乐史记述方式所折射出的历史悖论,如何在今人的视域中还原并解读古代时期音乐家个体的技艺结构、艺术创造空间及价值,是一个很值得斟酌的问题。通过对宋代教坊大使丁仙现音乐事迹的文献考证与理论阐述,尝试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晚唐五代宫廷乐官制度考述

晚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官设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教坊系统的乐官职能已从太常系统的统一管理中分化出来,宫廷音乐活动的重心也日益向教坊方面转移。与中晚唐以来宦官介入政治生活的背景相联系,晚唐五代时乐官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这为宫廷音乐生活的娱乐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总体上,晚唐五代时期的乐官制度开创了新的局面,为宋代乐官制度提供了制度上的范式。

世界音乐视野中的再定位:中国音乐史实验性研究思路新探

由古及今,中国音乐的"文化空间"不断拓展,"世界性色彩"日渐丰厚,辗转沉淀为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样式。传统中国音乐史学侧重采取自内而外的本位立场,其学术实践多体现为历时脉络中音乐事项的铺陈与归纳,较多关注中国音乐自身的"古今"、"雅俗"、"中外"问题,尚少有研究从世界音乐发展变动格局的客位立场中审视中国音乐自身的形态表现和文化特质。本文尝试以世界音乐历史发展为背景,提倡采取一种从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深度关联中开展研究的新思路,以期尽可能弱化以往学术实践中的民族主义叙事心态,以积极姿态与当代全球化音乐环境和前沿性国际学术成果产生有效互动,为中国音乐史学的实验性研究提供新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