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的双重逻辑及其限度

数字经济的崛起及与之相伴随的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共同推动了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剧烈变革。人类在体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便捷和高效的同时,也深陷数字化生存之网。时间和空间的被剥夺、社会凝聚力的消解以及算法技术的隐蔽操控,凡此种种显示了数字技术对当代人类生存世界的深度介入和重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垄断资本的过剩积累、低利率环境下金融资本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借助信息控制市场的迫切需要,既造就了数字化生存的历史性生成,也彰显了数字化生存背后的资本逻辑。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历史性视域,数字化生存既有其来历,也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对数字化生存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把握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相互勾连的内在机制之基础上。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代议制构想的批判与扬弃——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考察

黑格尔的法哲学试图通过寻求中介的方式克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种对中介的寻求最终驱使黑格尔走上了重构代议制的道路。不满于黑格尔思辨调和式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在深入思考现代国家实质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代议制构想的扬弃。站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本立场上,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代议制的重构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困境。只有彻底超越抽象国家形式的范围,才谈得上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真正克服。“真正的民主制”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给出了一条激进的、革命性的政治批判进路,这一政治批判也为他后来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进而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政治社会的财产权到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马克思对若干近代理论资源的批判

洛克、卢梭以及黑格尔有关财产权的思想代表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三种主要路向,分别对应着英、法、德三大思想传统,这三种路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财产权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并且始终立足于政治社会来思考财产权问题:洛克提出政府的目的即在于保护财产权,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从根本上优先于政治社会;卢梭一方面认为正是财产权(私有制)导致了不平等以及奴役,另一方面又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所做的一切承诺的真正保证"1;至于黑格尔,则在拒斥自然权利或者说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产权理论。区别于近代财产权理论的理论范式,马克思将聚焦点置于市民社会并致力于揭示诸种财产权理论的"经济基础",其批判的切入点是被普遍承认的"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而在揭示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财产权的两条规律的明显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财产权问题批判性地导回生产领域,从而开启了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理论。

论马克思对斯密价值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斯密的《国富论》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以往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往往过多强调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与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借助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批判视角,我们能够澄清马克思与斯密的这一关系。马克思对斯密价值理论的超越之处主要在于,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而且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展现了价值形式本身的辩证法。

重建政治权威的两条路径——洛克与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

近代自然法传统的奠基人格劳休斯(Hugo Grotius),提出了两条本质上关乎自我保存与财产权的自然法原则,这两条原则后来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与洛克(John Locke)那里分别得到发挥。与格劳休斯不同,霍布斯和洛克的问题意识不再是克服怀疑主义,时代向他们提出的紧迫任务是回应英国内战时期政治权威衰落的问题,为了解决此一问题,他们从格劳休斯的自然法思想中借鉴了诸多有益的资源。他们的思考不再仅仅局限于英国的经验现实,而更应被看作是对于普遍的神权政治之衰落所作的回应,这一回应即展现为重建政治权威的两条路径。

青年马克思社会政治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青年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遭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由此分享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给出了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试图通过构建中项来解决,并把这种表面的解决当作事情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这种解决思路的灵魂是由思辨唯心主义所提供的,最终仍然难免是神秘主义的。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分离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离和对抗,因此不可能在不打破现代世界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思辨的调和来克服,相反,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加以克服。激进民主、人类解放、共产主义都可以视作是这种克服在理论上的表现。

黑格尔在何种意义上是反民主的

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既使得主观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又带来了个人作为市民与公民的二重化。对黑格尔而言,时代的重大问题即在于如何在包容主观性原则的基础上克服分离重建统一。通过批判和整合英国以及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经验,他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这一国家形式处理和应对了那些形塑当今时代民主政体的基本规划:代议制、三权分立、多数民主等,因此,回到这一形式的具体建构,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黑格尔有关民主问题的思考,并为回应和解决当代民主实践的危机提供新的可能性。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从《旧制度与大革命》谈起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尾,托克维尔写道：＂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评判大革命产生的社会＂。

资本积累结构金融化变迁及其内在逻辑

金融资本的崛起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最为深刻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这一崛起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积累结构的金融化变迁。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意味着金融部门取代非金融部门,成为拉动整体资本积累的主引擎。金融部门的积累并非建立在实体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而是日益陷入了自我循环的金融游戏之中。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也意味着非金融企业在投资决策和积累战略方面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并日益深入地卷入金融市场追逐短期利益。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等等,当经济领域强调投机优先于投资、市值优先于利润之时,必然也会带来日常生活本身的金融化。

金融资本主义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并加剧了经济危机趋势,另一方面也重塑了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形式、演变路径及结果。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取代生产过剩危机成为新的经济危机主导形式。这使得以产业资本积累矛盾及其危机为关注焦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遭遇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重构一种逻辑一贯并能够解释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不仅需要以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为核心建立一种新的综合,而且需要把货币、信用和金融因素纳入到这一理论中来。

金融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今为止最为出色的资本主义病理学分析,在以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为核心构建经济危机理论新的综合基础上,货币金融因素得以被纳入对经济危机问题的分析中。这表明,一方面,金融资本主义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加剧实体经济自身的危机趋势;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实体经济的现实困境,各国央行不得不采取货币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视域中的日常生活数字化批判

数字技术在重塑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基本需求满足、社会交往扩大、意识形态建构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的数字化。为此,我们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视域,深入考察日常生活数字化的现状及趋势。作为维系资本积累和流通这一总体秩序的重要环节,日常生活的数字化既反映了数字化时代人类的生存境况,也成为透视当代资本积累内在矛盾和演变趋势的重要窗口。垄断资本的过剩积累难题和风险资本的金融运作,共同推动了数字平台的形成及日常生活的数字化。各类数字平台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垄断资本的积累困境,但随之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表现为平台经济领域更为深刻的垄断及更为庞大的资本过剩。究其实质,日常生活的数字化意味着人类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剥削的极端化以及全景式监控生存世界的到来。

《资本论》视阈中的当代金融资本崛起及其根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见证了金融资本的强势崛起,金融资本开始取代产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力量。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日益盛行金融文化和金融投资理念,微观主体和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变成现实。金融资本崛起的内在根源在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一结构性变迁造就了当代金融资本的巨大权力。为了深入理解当代金融资本的崛起,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关于金融资本拜物教本质的分析中去。这一分析表明,蕴含在拜物教本质中的金融资本任意性与虚假独立性,为金融创新的泛滥以及金融部门脱离产业部门的过度膨胀提供了前提,从而使得一般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崛起成为可能。

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基于虚拟资本积累视角的考察

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它十分明显地表现在虚拟资本过度积累的事实中:一方面,马克思详加论述的货币资本积累构成了虚拟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史中的种种金融创新则使得虚拟资本的积累能够不断突破束缚大步向前。金融体系的当代变革要求我们将目光转向虚拟资本积累问题,但是,马克思从货币资本积累与产业资本积累关系入手的分析路径依然对我们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只有重新理顺虚拟资本积累与产业资本积累的关系,避免虚拟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过度膨胀,才能克服由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种种结构性矛盾,最终降低金融体系发生风险的概率。

马克思私有财产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前提

就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的逻辑而言,私有财产批判应当被理解为他从1843年起渐次展开的国家批判、市民社会批判的最终归宿,从而导向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问题的最终解决。私有财产的本质系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私有财产批判在马克思随后的理论工作中让位于资本批判。但是,如果没有《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困惑,马克思就不会转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从而走向私有财产批判。另一方面,这种私有财产批判的理论前提在于破除对于私有财产的政治的、法的理解,而将私有财产视作是经济关系,只有这样,才可能从物质生产入手去寻找私有财产的根据与限度。

马克思私有财产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前提

马克思首次突破了从法权意义上理解财产权的理论范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提及的“私有财产”概念不能在法权意义上得到理解,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生产(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物质生活关系。

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市场社会与社会精神的建构

一、市场社会的历史性生成在市场经济诞生之前.独立的、分离的经济制度从未存在过。相反,总是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政治与经济的同一。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中抽离出来,意味着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或者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受到市场逻辑的主宰,由此带来了市场与社会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