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族社会现状的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以舒兰市朝鲜族社会调查为中心

改革开放后,我国朝鲜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发展的问题。如何解决朝鲜族社会存在的问题,使之引向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不仅是党和政府积极研究的课题之一,也是全体朝鲜族的共同使命。本文通过舒兰朝鲜族社会现状的调查,阐述了改革开放后散居在朝鲜族地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指出了朝鲜族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

朝鲜族农村经济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以舒兰市朝鲜族农村社会调查为例

改革开放之前舒兰市朝鲜族农村经济模式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韩建交以后，由于朝鲜族劳动力人口大规模的向外流动，其经济模式转变为以劳务输出为主，农业生产为辅。本文通过对舒兰朝鲜族农村社会的实地调查，阐述了朝鲜族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发展对策。

《热河日记》与清代民族政策研究

18世纪朝鲜使臣朴趾源的燕行录——《热河日记》是一部关于中国情况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清朝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情况,对清代社会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试论朝鲜王朝时期山台傩礼的变迁

朝鲜王朝前期,在各种庆典及迎接中国使臣的仪式上都要举行盛大的山台傩礼。但自“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则逐渐衰退下去,到后期,演变为民间的傩礼都监系统戏。《奉使图》中移动式“曳山台”的出现,为朝鲜山台傩礼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对韩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朝鲜族生育文化述略

朝鲜族的生育文化,主要保留和继承了朝鲜半岛本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但在与汉族、满族等民族长期的相处过程中,又融合了他们生育文化的一些因素,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生变化。

二战时期朝鲜半岛强制动员受害及索赔问题述略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持续顽强抵抗,日军的兵力消耗严重,为补充扩大战争所需兵源及物资,1938年4月,日本通过战时授权法制定和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对日本本土及殖民地朝鲜的人力、物力及资金实施全面统制与强制动员。当时处于日本强占下的朝鲜半岛,在"内鲜一体""皇国臣民化"宣传和各种强制性政策法令下,被强制动员的受害者总数达七八百万人。他们被送到朝鲜半岛内外的日军占领地和战场,多数在战场或被劳役的工地死亡、失踪或负伤致残,极少数幸存者经过不同渠道回国,有的仍然滞留在被强制劳役的国家或地区。战后,强制动员受害及其索赔问题成为长期影响韩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因素,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法。

国内报纸对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的报道(1909—1910)

1909年10月26日,韩国独立军参谋中将安重根在俄国东清铁路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了日本枢密院议长、朝鲜统监府首任统监伊藤博文。此事件不仅震动了中日韩俄等当事国,而且还引起英美德法等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注。当时国内各种报纸大量报道此事件,但因办报人追求的政治理念不同,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不同,在报道的观点上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总体上看,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同情朝鲜面临的亡国危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阴谋,肯定安重根的义举,但围绕刺杀手段及其后果,革命派与立宪派报纸的观点有所不同。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言报纸,一方面批判安重根的刺杀手段,诋毁安重根的义举及其目的,主张严惩安重根;另一方面极力赞扬伊藤博文的"历史功绩",美化其"满洲"之行的目的,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辩护。

日本社会对安重根的记忆及认识变化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发生后,日本主流社会极力赞扬伊藤博文的功绩而诋毁安重根,在日本的历史和政治上安重根是被抹杀的对象。日本学界对安重根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了80年代一些进步学者根据曾经接触过安重根的日本人的记忆和审判记录,开始批判日本明治政府的侵略性,主张安重根行为的正当性,改变过去对安重根的认识。但从1995年以后保守主义重新抬头,右翼势力炮制了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歪曲的历史认识,回避伊藤博文被暗杀的真正原因。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奉使图》

清代曾四次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阿克敦绘制的《奉使图》是关于古代朝鲜的自然和社会的图册,对古代朝鲜的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礼仪、民俗、民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图文并茂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清末民初中国鸭绿江流域朝鲜移民社会

自清末起,朝鲜北部边民不断犯越国境移居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谋生。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从朝鲜南北各道移居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数急剧增加,在鸭绿江沿岸形成了大小不同规模的移民村落。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朝鲜移民分布及人口数量、社会关系、生产与生活、教育与宗教等状况,与之前时期相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天主教在中朝两国初期传播特点比较研究

17—18世纪,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天主教传入中国,又通过中国传至朝鲜。由于两国所处地理位置及国际国内形势不同,天主教在两国初期的传播,在社会环境、时间、途径、组织机构、传教方法、发展规模、遭遇等方面各有其特点。

清末民初中国鸭绿江流域的朝鲜移民社会

自清末朝鲜北部边民不断越过国境移居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谋生,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从朝鲜南北各道移居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数急剧增加,在鸭绿江沿岸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移民村落。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朝鲜移民分布及人口数量、社会关系、生产与生活、教育等状况,与之前时期相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8世纪中韩文人学士之间的友好交流

18世纪的中韩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往来于两国的使节活动进行的。尤其是从18世纪后半期,朝鲜朝“北学派”的文人、学者,以使节团随员或检书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直接同中国文人学士接触,并通过笔谈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坦诚的交流,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回顾18世纪中韩两国文人学士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对21世纪中韩文化交流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朝鲜人在吉林地区的生活状况及反日活动

自20世纪初,朝鲜人因各种原因移居吉林地区,大部分因生计被迫移民,还有一些为政治、经济目的移民的人。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从事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明显增加。近代吉林地区是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中心,各种派别的独立运动团体活跃于此地。自移民吉林初期开始,朝鲜人就办起了私塾或新学堂,特别是反日爱国人士纷纷创办学校,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另外,还有宗教团体办的学校和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办的学校。近代朝鲜人在吉林地区的人口变化、生产、教育及其反日活动,充分说明吉林地区在东北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与历史认识——以体验与记忆的教化为中心

日本的战争记忆与历史认识的特征是以“终战”称谓代替“战败”,具有浓厚的日本人是受害者的意识,缺乏对亚洲民众的视角和加害者意识,只承认败给美国,不承认败给亚洲。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责任意识,因作为加害者的同时也是受害者的双重性而变得模糊,因而抗拒承担加害者的责任。战争体验与记忆问题不仅要从战后日本社会的脉络去考察,还要通过包含东亚视角的相互认识的形态重新确认。通过相互认识能够保证“体验与记忆”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和效用性。

韩国开化期进化论的接受与文学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韩国处于开化期,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权的恢复,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作为维护国权的开化期思想,经历了从实学到新的基督教文化以及以进化论为旗帜的科学思想发展过程。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进化论的自然科学思想,经过相互磨合期,共同形成了新的时代精神的基础。

中韩日三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及其空间

目前,东亚各国因为过去的记忆产生矛盾,尤其是围绕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出现分歧甚至对立。对于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韩国而言,1945年8月15日具有"光复节"的意义。中国在9月3日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仪式。而日本则把1945年8月15日视为终战日。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陈列着日军的战争遗物和遗书,并按时间顺序摆设了描绘战况的墙板,将战亡军人的灵魂作为神灵供奉,美化其侵略战争的历史。

评慎根縡教授《日韩近代小说比较研究》

一 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李人植的新小说《血一泪》、《鬼声》以及李光洙的长篇小说《无情》的发表,开辟了韩国近代纯粹文艺小说的新篇章。但在新小说及《无情》面世之前的1910年前后,出现了对日本政治小说的改写翻译作品（简称翻案作品）。1908年具然学出版的《雪中梅》、

俄罗斯移民及国家政策

苏联解体后,移民问题不仅在俄罗斯出现,而且在独联体其他国家也都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抬头是俄罗斯移民形成的主要原因。独联体国家间相互的移民数量庞大,仅次于华侨数。尽管如此,现在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国家的执政者们在政策上并不关心俄罗斯移民问题,而只热衷于强化自身及自身所属国家的影响力。随着全球化和地域化的同时形成,社会统合成为核心问题,解决移民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陈列与记忆

1982年针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叙述的右倾化,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世纪80—90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览的主题强调“生与死”“痛与恨”,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凸显日军百人斩比赛、遇难者丛葬地及30万遇难者。2007年二期扩建工程竣工后,纪念馆的建筑及展览的主题凸显“战争、杀戮、和平”。2015年三期扩建工程竣工后,凸显国内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救援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复兴之路。几乎所有展览都强调个人的痛苦、牺牲、耻辱是因国家的贫弱而导致,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国家强大必要性叙述的一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