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分析我国退役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特点及影响因素

目的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研究我国退役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特点、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方便抽样方法对我国12个城市2428名退役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自编个人信息问卷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标准PTSD筛查量表(PCL-5),运用变量中心方法研究PTSD症状发生率及其特点,运用个体中心方法研究其潜在类别,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各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我国退役人员PTSD症状发生率为13.7%(333/2428),其危险因素包括女性(OR=1.96,95%CI 1.21~3.20)、25~30岁(OR=3.08,95%CI 1.01~9.36)、离婚(OR=2.64,95%CI 1.19~5.89)、目前患重病(OR=2.73,95%CI1.86~4.00)、特殊作业环境服役(OR=1.56,95%CI 1.13~2.16)。我国退役人员PTSD症状存在3个潜在类别(轻度症状组、中度症状组、重度症状组);以轻度症状组为参照,中度症状组的危险因素为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地区(OR=3.15,95%CI 1.25~7.93)、目前患重病(OR=2.83,95%CI 1.27~6.33)、立功受奖(三等功及以上OR=6.30,95%CI 1.51~26.31;嘉奖OR=4.83,95%CI 1.30~17.93),重度症状组的危险因素为目前患重病(OR=8.08,95%CI1.66~39.43)、参战(OR=15.03,95%CI 1.41~159.82)。结论人口学因素是我国退役人员PTSD症状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服役时的军事应激事件是其严重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胸腹部肿瘤^(125)I粒子植入术后不同位点的辐射剂量检测与意义

目的探讨胸腹部肿瘤患者不同数量^(125)I粒子植入术后24 h的辐射剂量及安全距离,为医护与陪护人员的防护提供参考。方法选取行^(125)I粒子植入的胸腹部肿瘤患者100例。根据植入^(125)I粒子的数量,采用三分法将患者分为少量组、中量组、大量组。采用γ射线辐射仪分别测量手术侧和对侧0 m、1.0 m、1.5 m、2.0 m距离的辐射剂量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在手术侧与对侧测量中,粒子植入数量分组的组间效应显著(P<0.001),测量距离的主效应显著(P<0.001),且分组与测量距离存在显著交互效应(P<0.001)。手术侧不同距离的辐射剂量也显著大于对侧(P<0.001),且与分组存在显著交互效应(P<0.001)。2.0 m以上的辐射剂量达到国家标准公众限值(2.50μSv/h),1.0 m以上的辐射剂量达到国家标准职业限值(25.00μSv/h)。结论^(125)I粒子植入术后,距离越远防护效果越好,一般人员在离患者2.0 m以上、医护人员在离患者1.0 m以上可无需额外防护,且在患者对侧活动可进一步减少辐射剂量。

反刍思维量表在军人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及应用

目的检验反刍思维量表在中国军人群体中的信效度。方法采用反刍思维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量表对2个旅级单位4443名军人进行施测,用SPSS 22.0与AMOS 26.0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结果(1)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一阶三因子模型的结构方程拟合度良好(RMSEA=0.074,GFI=0.887,RMR=0.018,CFI=0.922,IFI=0.922);(2)反刍思维量表各条目与各因子、量表总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372~0.977,P<0.01),内容效度良好;(3)量表总分及各因子与抑郁症筛查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604~0.730,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615~0.741,效标关联效度良好;(4)反刍思维量表及其因子的克伦巴赫α系数在0.821~0.956,分半系数在0.845~0.918,重测系数在0.671~0.894,信度良好。结论反刍思维量表在中国军人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陆军军人家庭复原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视角

目的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视角,探讨陆军军人家庭复原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以陆军8094名军人为被试,采用家庭复原力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之简体中文版(the short-form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DASS-21),考察陆军军人家庭复原力与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抑郁、焦虑和压力的关系。结果家庭复原力的10个一阶因子、2个二阶因子及家庭复原力总分均分别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r=0.242~0.469,P<0.01),与DASS-21呈显著的负相关(r=-0.333~-0.126,P<0.01);高中低不同水平家庭复原力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均呈线性下降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62.153~924.656,P<0.01);高中低不同水平家庭复原力的DASS-21得分均呈线性上升趋势,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5.783~335.658,P<0.01);家庭复原力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均大于与DASS-21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回归分析显示,自变量家庭信念、家庭力量均对因变量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共能预测积极心理健康的22%的变异量,自变量家庭力量对因变量DASS-21有显著影响,而自变量家庭信念对因变量DASS-21的影响不显著,共能预测消极心理健康的11%的变异量。结论陆军军人家庭复原力和军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家庭复原力是促进军人心理健康提升的重要因素。

我国退役军人抑郁症状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我国退役军人抑郁症状特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方便抽样,对我国三大经济带12个城市2400名退役军人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s’Health Questionnaire,PHQ-9)及自编一般情况问卷进行抑郁症状调查,采用非参数检验、皮尔森卡方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1)我国退役军人抑郁症状总体发生率39.0%,其中轻度抑郁症状发生率22.1%,中度发生率8.5%,重度发生率8.3%;(2)女性、城镇、25岁以上、目前患病者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男性、农村、18~25岁、未患病者(P<0.01),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离婚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大学及以上、未婚和已婚者(P<0.05),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7400元者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7400~16000元者(P<0.01),工人抑郁症状得分高于党政机关、企事业领导干部(P<0.05),不同水平抑郁症状构成比在除人均GDP外的所有人口学信息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特殊军事作业环境中服役、服役期间患重病的退役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未在特殊环境服役者、未患重病者(P<0.01),服役<8年、火箭军、参战、集体退役、复员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得分高于服役≥30年、陆军、未参战、达龄/年限退役、退休(P<0.05);退役军人不同水平抑郁症状构成比在除服役职级、立功受奖外的军事职业信息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4)抑郁症状危险因素为高人均GDP地区、女性、25~30岁、离婚、目前患重病、火箭军、特殊环境服役、服役期间患重病、复员(P<0.05);抑郁症状保护因素为教育程度大学及以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400~14000元、>25000~39000元(P<0.05)。结论我国退役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和服役年限、参加的军事作业类型等服役经历影响,复员、集体退役军人群体应引起格外关注。

基于误导信息干扰范式抑郁情绪个体虚假记忆特点的行为学研究

目的探讨抑郁情绪个体对不同情绪效价生活事件的虚假记忆特点。方法采用SDS抑郁自评量表,在陆军军医大学本科生中筛选出抑郁情绪组被试及正常对照组被试各30名。采用自编的9组情绪性生活事件片段作为实验材料,利用误导信息范式将原始事件信息和误导信息依次呈现给被试,并进行再认测试,考察被试对于原始事件正确选项和误导选项的认可率,对认可率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结果(1)两组被试对误导选项的认可率均显著高于对陪衬选项的认可率(P<0.05);(2)抑郁情绪组被试对误导选项总的认可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3)正常对照组被试对于情绪性事件正确选项的认可率显著高于抑郁情绪组(P<0.05);(4)抑郁情绪组被试对于负性事件误导选项的认可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被试(P<0.05)。结论误导信息干扰范式能有效诱发被试的虚假记忆,且抑郁情绪组被试对负性事件产生了更多的心境一致性虚假记忆。

军人自我形象量表的编制及其与心理健康状态的关系

目的研制军人自我形象量表,并探讨军人自我形象与心理健康状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网络爬取方法收集描述军人的形容词,经过词频清洗、词义清洗、同义词合并形成初始量表,再整群抽取陆、海、空、火箭军军人2756名,并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 26.0对所得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利用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该量表具有军事能力和军人品德两个因素,共12题,总方差解释率为77.227%;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RMSEA为0.075,NNFI为0.968;总量表及各因素Cronbach’α系数为:0.951、0.942、0.936,重测信度为0.807、0.791、0.794;军人自我形象与心理健康状态在统计学上负相关(r=-0.243,P<0.01)。结论军人自我形象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可以作为心理学测量工具使用;军人自我形象是心理健康维护与促进的重要因素。

我国退役军人焦虑症状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退役军人焦虑症状特点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方便抽样,于2021年3月起,历时6个月对我国12个城市2400名退役军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有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 anxiety disorder-7,GAD-7),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我国退役军人焦虑症状总体发生率为30.8%,轻度症状发生率为19.0%,中度症状发生率为5.8%,重度症状发生率为6.0%。人口学因素中,焦虑症状发生率及得分在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目前是否患病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军事经历因素中,焦虑症状发生率及得分在服役年限、服役军种、是否特殊环境服役、军事作业类型、立功受奖、服役期间是否患病、退役原因、退役方式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焦虑症状危险因素为女性、25~<31岁、31~<45岁、职业(农民、商业服务业人员)、目前患重病(均P<0.05),保护因素为较高教育程度(P<0.05)。结论我国退役军人焦虑症状发生率高于现役军人和非军人群体,受到生理状态、目前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