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可比性与相对业绩评价使用——基于股权激励契约的实证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权激励契约中业绩评价方式选择的影响。根据监管要求,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须披露其行权条件,包括业绩指标及其评价方式等信息,据此可以获得上市公司是否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显性信息。基于此独特数据,本文实证检验发现,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其股权激励契约行权业绩考核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概率正相关;并且当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时,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研发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当公司面临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较为严格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权激励契约相对业绩评价使用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会计信息可比性有助于提高股权激励契约的有效性。

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经营弹性:基于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证检验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产,针对员工的劳动保护非常重要,但劳动保护会提高企业用工的调整成本,从而损害其经营弹性。本文基于中国2008年《劳动合同法》及各地区的法律执行效率差异,考察劳动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弹性。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我们检验发现:劳动保护的加强会导致企业经营弹性的下降,并且对于经营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这种负面影响更大;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较高时,劳动保护对企业经营弹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评价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政策后果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证据,也为未来的劳动法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持。

股权结构、财务困境成本与困境公司绩效

本文以1997—2003年发生财务困境的10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本支出率度量公司投资水平,以销售增长率与“EBIT/总资产”度量公司绩效,采用单变量与多变量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困境公司的投资与绩效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对困境公司不再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国有公司比非国有公司在财务困境期间具有更低的财务困境成本,失去了更少的投资机会、市场份额与利润,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投资与绩效水平；公司是否被企业集团控制与财务困境成本及困境公司的投资、绩效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

收入操纵、舞弊审计准则与审计报告谨慎性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自2006年度起明确引导注册会计师高度关注收入确认中的舞弊风险(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研究发现:在相关准则生效前后,操控性收入均伴随着更高的财务舞弊概率,且准则生效前后这种关联性并无显著差异;而非标准审计报告与操控性收入的相关性在舞弊审计准则生效后显著提高。进一步测试显示谨慎度的提升主要针对调增性(而非调减性)的操控性收入,且传统的盈余管理指标(包括操控性应计额和非经常性损益)并不能解释审计师针对操控性收入的谨慎度提升。总体而言,本文证据表明,在舞弊审计准则中强调收入确认的特别风险有助于提高审计师的执业谨慎度。

非正规金融与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社会资源进入高效率的部门。本文以1999-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民间借贷信息度量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检验非正规金融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更高。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更加显著。并且,非正规金融主要通过信息机制和监督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的测试还表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本文从非正规金融的视角提供了关于金融发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的新证据,并为非正规金融阳光化改革提供了支持证据。

经营风险、产权性质、银行竞争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基于流动性风险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检验了2001至2008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以推断中国企业在债务期限决策中是否以及如何考虑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我们发现，公司经营风险越高，其长期债务比例越大；与国有公司相比，经营风险对非国有公司债务期限的正向影响更大；当公司处于银行竞争较强的环境中时，经营风险对债务期限的正向影响更大。本文结果表明，以银行借款作为主要债务融资方式的中国企业在选择债务期限时会考虑流动性风险，但这种考量因企业产权性质及所处地区的银行竞争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结果还表明，银行处于垄断地位时有更强的动机搜集企业信息，有助于降低信贷准入门槛和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这与Petersen and Rajan（1995）一致，支持关于银行市场结构的信息基础假说。此外，我们在进一步的测试中没有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与债务期限之间存在倒u型非单调关系。

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理论基础与我国实践

我国的银广厦、蓝田等一系列财务丑闻与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不当不无关系。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的理论根据是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使用者的“搭便车”行为。但是,政府仍然缺乏必要的管制信息,过多的管制行为不仅不能实现目的,反而助长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实践以及美国管制改革的经验,制定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改革的措施。

自由现金流量的界定与辨析

本文论述了各种不同自由现金流量界定的差异主要在于对随意性支出和非营业项目的不同处理。并且基于应用的目的,提出了本文对自由现金流量的界定。为进一步理解自由现金流量,本文还分析了几个常见的自由现金流量命题。

关联交易、会计信息有用性与债务契约:基于贷款担保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从贷款担保的视角考察关联交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有用性。以中国2006―2009年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贷款担保数据及滞后一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样本,我们检验发现:第一,公司的关联交易越多,贷款担保比例与会计盈余的负相关性越低;第二,当公司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关联交易对会计盈余与贷款担保比例相关性的影响更大。本文结果表明,如果银行能有效识别关联交易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关联交易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银行的识别能力。

大股东行为、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

本文以深、沪两市在2001-2004年期间连续2年EBITDA小于财务费用的104家上市公司为财务危机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从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角度验证大股东的利益侵占与利益协同理论,并从股权结构安排、高管人员激励与董事会治理三个主要方面来探讨内部治理机制能否降低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通过构建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对公司财务危机概率均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合理安排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降低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

注册会计师产权、程序理性与职业谨慎

本文首先论述了审计理论中“注册会计师必须发现和披露经营者提供的影响委托人决策的重大不公允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原理。但是这种按照结果理性的原则对注册会计师产权进行界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现实中,一般根据程序理性的原则来界定注册会计师产权。各种法律法规中对注册会计师职业谨慎的规定是注册会计师行为程序的标准,也就是对注册会计师产权的界定。注册会计师如果没有尽到应有的职业谨慎,不符合注册会计师的行为程序标准,并且给他人造成损失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股利的公司治理功用:基于央企强制分红的实证检验

以财政部颁布的"中央国有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有关政策为背景,笔者考察了中央国有企业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整体上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但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里,市场反应较为正面。上述发现表明投资者预期强制分红具有改善公司治理的功用。利用中央国有企业强制分红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有关结论不仅丰富了股利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的强制分红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劳动保护、行业下滑与企业贷款违约——基于2008《劳动合同法》的实证检验

笔者主要研究劳动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发生贷款违约的概率。以1999—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度量劳动保护强度的变化,检验发现,随着劳动保护的增强,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行业下滑时发生贷款违约的概率显著增加。分样本研究发现,高财务杠杆企业由于面临更加沉重的还款压力,劳动保护增强使其更容易出现债务违约。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缺乏信贷和展期上的优势,劳动保护增强对其债务违约的影响更为明显。小企业具有更高的财务风险和更不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其受劳动保护增强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明显。进一步的平稳性检验显示,在新劳动法实施之前,不同特征企业的贷款违约趋势并未出现显著变化;在不同行业下滑的定义下,劳动保护增强对企业贷款违约的影响依然显著。总的来说,笔者基于贷款违约得到的证据支持关于劳动保护具有负面经济后果的论断。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

国有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检验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隐性动因、经济后果及其治理机制。以中国2005—201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超额雇员度量政策性负担,本文检验发现:①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有助于CEO获得晋升,并且当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失业率较高时,政策性负担对CEO晋升的影响更大;②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降低其经营业绩与股票回报;③股权制衡与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设计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晋升机制时引入政策性负担指标以引导其承担政策性负担,尽管政府与高管人员都可从中获益,企业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政策优惠,但无法弥补经济效率的下降,政策性负担最终会损害公司价值及中小股东利益,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抑制这种行为。

盈余管理与国有公司高管晋升效率

本文主要考察盈余管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有公司高管晋升对业绩的敏感性。以2000—2009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晋升数据为样本,从操纵性应计利润与非经常性损益两个角度度量盈余管理,我们检验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国有公司高管晋升对业绩的敏感性,并且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盈余管理的这种负向影响更大。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如果政府无法识别国有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其高管晋升效率将受到损害,而股权集中度及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府的识别能力,改进高管晋升效率。

国有产权、公司特征与困境公司绩效

尽管众多研究表明国有产权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会降低绩效,但一旦陷入财务困境,源于国有产权的预算软约束却可以降低财务困境成本,从而有利于国有公司。本文以1999—2005年期间发生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财务困境期间国有产权对公司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当公司规模较小或者财务杠杆较高时,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民间金融对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民间金融对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基于企业所属地区的民间借贷平均规模度量民间金融发展水平,本文检验发现,民间金融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现象,但并不会导致民营企业的过度投资;当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或代理问题更严重时,民间金融对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当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或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较高时,民间金融对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民间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还利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民间金融"阳光化"政策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实证结果保持不变。本文从民间金融的视角丰富了金融发展有用性的研究文献,也补充了民营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新证据,对民间金融"阳光化"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