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长津湖》宏大历史叙事下的记忆与责任书写

战争巨制《长津湖》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实现了战争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建构。影片在宏大的史诗性历史叙事之下选取了几名普通战士的视角,以个体记忆浓缩抗美援朝的抗战征程,并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战争记忆、弘扬了民族精神、建构了国家记忆的认同机制。历史叙事下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有助于人们对国家同一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同时,这种共同体意识又被记录到革命历史的记忆长河之中,成为一种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该片美丽票房成绩的背后隐伏着主旋律影片的启迪与责任:“尊重个人记忆的差异性”“警惕集体失忆的危险”“实现国家记忆认同性和合法性的建构”。

当代乡村书写伦理困境下韩少功的乡村诗学的建构

今天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当今乡村书写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和力量,呈现认知错位、人性物化的趋势,陷入了艰难的创作困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推进乡土中国绿色崛起。在此生态思想背景下,韩少功依托湖南汨罗的知青下乡经验,通过“知识体系的更新”“本质提炼敏锐度和厚重感的提升”以及“回归作家本位”来构建新的乡村诗学。而要想真正寻找新乡村时代写作的路径,需要重建对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同,需要客观地记载乡村记忆。若当代乡村书写者放低姿态,书写不再流于表层乡愁情绪的宣泄,其实于乡土而言也是一次成功的回归,也能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人情和理性的中国。

以爱的魔法写就岁月童话——《克尔·哈桑》的童话叙事与影响

自中阿建交以来,阿塞拜疆的民间文学作品通过汉译在中国传播,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一部由阿塞拜疆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儿童读物,《克尔·哈桑》以鲜艳的色彩语言、卡通的场景绘画与丰富的人文主义情怀,带给儿童夸张、刺激的冒险之旅。同时,在民间童话的外壳下,《克尔·哈桑》拥有“反童话”的内核,成人读者身份被隐藏在儿童视角之下,男女两性失衡的关系被隐藏在完美幸福的结局之下。站在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和情节的程式化、类同化两方面进行考察,即可把握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当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一大共识,阿塞拜疆文学也将在新时代语境下闪耀出文学的光辉。

朱英诞诗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建构——以《新诗讲稿》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在经历10余年的发展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这不仅制约着新诗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对新诗的现代化建构形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不少学者针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建构进行了探索和反思。其中,现代派诗人朱英诞通过史料和新诗史观的展示,在新诗“语言的修辞化”“形式的散文化”“风格的晦涩化”“情绪的现代化”等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在新诗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朱英诞一方面展现了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推崇,另一方面还重视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借鉴,这种对话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有助于修正对新诗“现代性”固有的理解,朱英诞诗论成为新诗现代化建构不可或缺的遗产。

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严歌苓女性乌托邦建构的影响

严歌苓留美后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主义小说,这些作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叙述语言、超现实到现实等方面皆受到了奥康纳的影响,同时奥康纳对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追求两性和解状态的观念也与严歌苓不谋而合。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严歌苓女性乌托邦建构将以严歌苓女性主义小说创作观为研究对象,追溯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严歌苓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的具体影响,分别从“边缘女性的自我救赎”“重情轻欲的欲望描写”“女性意识的两面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探寻严歌苓女性主义的写作实践对当代女性写作的借鉴意义。严歌苓的女性主义创作之旅还在继续,在坚守自己独立的文学风格基础上,如何有效地创新现有的叙事模式是严歌苓和其他女性作家值得思考的地方。

游西湖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和爸爸妈妈就慕名来到了杭州，也领略“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境界。 来到杭州的第一站就是西湖。西湖不只是古代诗人所说的那么浪漫，还带有平静的感觉。我们漫步到花港观鱼，湖边的柳树就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