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刑事追诉权力转移的法治保障

信息革命作用于刑事司法致使权力发生了转移,经由技术转移、通过第三方参与转移是权力转移的两种主要路径。然而,与传统法律赋权的路径不同,前述权力转移引发了法治化风险,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形成了挑战。在时代的变化中,刑事司法应有所变亦应有所不变,关键在于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并为刑事司法的变化提供法治化的路径和保障。面对刑事司法权力的转移,通过合理界定他方力量嵌入司法的边界,适当考虑他方主体参与司法的责任,调整完善权力制约及权利保障机制,为新主体参与刑事司法、享有和行使权力提供法治保障。

刑事诉讼超期审判救济机制的审视与完善

超期审判是刑事诉讼中时常发生的违法问题。当下刑事立法针对超期审判问题所呈现的是一种复合抽象的救济规范,此种规范模式难以实现对受审者权利的救济。因超期审判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对审判期限程序价值理念的认知偏差,同时也有监督惩处措施和权利保障不到位的直接原因。解决超期审判的问题需强化认识程序正义之于审判的重要意义,采取综合平衡的程序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对超期审判程序违法问题采取“宣告非法”或案件重审的程序性制裁方式。对伴随超期羁押的超期审判违法问题,完善建立相应规则体系解决“审判期限与羁押期限同一”的弊病。此外,完善设置相应权利救济保障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有助于保障受审者行权,并预防超期审判问题的发生。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西部地区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中,形成了对多领域、多层次、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但当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尴尬又无奈的处境,主要体现为人才需求多元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量不高,人才数量不足又难以留住人才几个方面。这与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全密切相关,也跟西部地区薄弱的人才培养基础和欠优的人才环境有相应关系。为纾解困境,通过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建构起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有助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留用,进而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发展。

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的法治隐忧与消解——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吸纳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形成与以往犯罪治理模式不同的权力路径。第三方平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形成了治理权力和犯罪控制义务并存的一体两面的主体责任,其由案外人身份向治理者身份、由辅助功能向治理功能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其在犯罪治理中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但第三方平台权力的行使可能引发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程序规范、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的法治隐忧。为消除隐忧、促使新法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合理界定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科学划定第三方平台权责,及时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一种关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网络化帮教平台

我国现行立法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预措施可行性不够,主要是训诫和警告两种,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缺乏专业性和实效性。一种关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网格化帮教平台,能有效实施信息收集、行为分类、预防干预、执行监督等职能,真正实现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有效干预。

被害人有过错犯罪现象研究

文章从被害人的角度研究犯罪现象,阐明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被害人过错情形,以加深对犯罪现象的理解。

网络犯罪数字证据跨境取证的国际法治难题及化解

接续互联网信息化和无边界的特征,网络犯罪跨国趋势明显、数字化特征显著,跨境数字证据调取成为网络犯罪追诉的关键与核心。对此,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新的跨境取证规范,总体可归为网络犯罪数字证据跨境调取的公权模式与私权模式两大类型。然而,公权模式有取证效率低,取证模式逐渐失效,取证合法性存疑的弊端,私权模式存在缺少行为合法性依据,侵犯他国主权的危险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效进行跨境数字证据取证,进而实现网络犯罪追诉和治理必须要解决的国际法治难题。对此,需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发挥私主体技术和数据优势,以“两步走”的策略适当繁简公权参与数字证据跨境调取的程度化解效率难题,并以“属人管辖”为连接点转变境外执法管辖原则化解合法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