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数字化转型中多要素路径组合的视角,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方式研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以组织创新领域的TOE理论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框架。进一步以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比较和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有三条路径——发展驱动路径、需求回应路径和竞争压力路径,这三种路径组态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通过聚焦组织机构与信息技术的互动,深化了对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解。进一步推进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重点加强新型信息技术工具的深度应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

数字治理体系建设:要素、特征与生成机制

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公共数据资源是数字治理的关键要素,新型信息技术是数字治理的主要工具,多主体协同是数字治理的核心特征。数字治理体系建设需要以完备的信息数据库为要素基座,加强政务服务业务联通枢纽建设,强化数字政府客户端的服务效能。通过对公共数据、网络技术和主体协同三个维度的分析,基于地方政府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的典型项目,本文总结了地方政府探索出的顶层设计机制、政企合作机制和数据驱动机制三种典型模式。加快构建现代化数字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数据基座建设,强化技术工具应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有序推进。

“放管服”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吗?--基于6144家民营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

"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发展环境的主观评价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方面。基于6 144家民营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匹配政务中心数据,发现政务中心建设有力地提升了民营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评价,这种作用十分稳健。使用开埠通商的时长作为政务中心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政务中心建设与营商环境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进一步的作用路径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参加"光彩事业"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原因在于政务中心建设提供了稳定可预测的制度化政企联系,民营企业主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化网络链接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政务中心建设一方面是政府质量的一种宣誓和表征,为广大民营企业主建立了稳定的市场预期,另一方面直接减少了民营企业经营的制度成本。制度化的政企联系方式使民营企业更加倾向于"锦上添花"的投资经营决策,而不是采用"见好就收"的手段保护私有产权。深化"放管服"改革,需要持续加强政务能力提升,为民营企业提供很多制度化的政企联系方式。

基于“制度-行为”框架的数字治理能力生成模式研究

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是国家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数字治理能力的生成模式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出发,对于数字治理能力可以运用“制度-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省级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生成主要有三种模式,分别是开放数据应用模式、制度创设架构模式和公民参与推动模式。开放数据应用模式的关键在于高效利用公共数据,推动数据利用赋能治理体系;制度创新架构模式的核心在于制定数字治理宏观发展规划,提前布局数字产业;公民参与推动模式主要是通过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构建数字化协同治理体系。

“放管服”改革的政策创新研究:试点—推广的政策逻辑

“放管服”改革中的政策创新扩散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提出了一个“试点—推广”的分析框架。在系统收集整理有关“放管服”改革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基于典型性和重要性的原则,选取了“多证合一”改革和“证照分离”改革作为研究案例,探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推广”是“放管服”改革中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特征,改革事项和改革地域都遵循先试点再推广的基本模式。顶层设计和渐进改革是试点推广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政策示范效应是政策创新扩散的关键动力。本文深化了对“放管服”改革中政策创新扩散的认知。政策建议方面,进一步的“放管服”改革要遵循“试点—推广”的政策创新规律,强化改革前期试点,做好示范政策的复制和推广。

公共服务质量与公民获得感——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

公共服务如何增进民生福祉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获得感可以成为评判公共服务成效的重要标准。综合获得感的时间比较维度和公共服务维度,从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5个方面的主观评价界定民生获得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在省级层面匹配了公共服务统计年鉴,从宏观结构和微观评价互动的角度,探讨公共服务提升民生获得感的内在逻辑。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公民的民生获得感不断增强,但是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省际比较看,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民众获得感较高,中西部省份民众的获得感相对较低。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可以显著地增强民生获得感,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认知对获得感也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十分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财政投入直接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进而提升了民生获得感。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公民获得感,需要各级政府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公平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与民生幸福感: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政府的施政目标,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群众民生福祉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最新数据,基于幸福感理论,从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公平性、便利性和普惠性四个方面出发,探讨公共服务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能够显著地提高民生幸福感。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测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公共服务对于民生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依然存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社会公平程度越高,公共服务提升幸福感的作用越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具有“乘数效应”,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充分保证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公平性、便利性和普惠性。

“放管服”改革过程中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的实证研究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是“放管服”改革的重点,行政负担转移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基于行政负担理论,构建了“放管服”改革中行政负担转移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最大不可能的案例研究方法对C市“放管服”改革的进程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发现:行政负担转移是“放管服”改革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是理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变量。政府通过政务服务帮代办、“互联网+政务服务”以及审批中心主题式窗口建设等方式,能有效地实现行政负担的转移和激发企业的活力。从对政策的启示来看,“放管服”改革要有效转移基于筛查机制的行政负担,进而优化营商环境;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多个面向持续发力,促进行政负担转移。

数字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机制研究

通过数字治理优化营商环境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探讨数字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机制具有政策意义。从治理工具、治理职能和治理资源三个维度对数字治理进行理论探讨,并结合全国大样本企业调查数据和数字化政务服务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治理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政务门户网站对营商环境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通过使用移动政务质量替代门户网站评分,发现数字治理对营商环境的正向影响比较稳健。数字治理水平的提升有效地减少了官僚主义现象,提升了营商环境水平。

政务能力如何提升营商环境质量?——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证据

营商环境质量对于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务能力如何提升营商环境质量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以行政负担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大样本数据,分析政务能力对于营商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务能力对于民营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较为稳健。政务能力对营商环境质量的优化作用存在较明显的异质性,对服务业企业的作用最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政务能力通过降低企业的行政负担,有效提升了营商环境质量。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类型学分析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潮流的关键举措。根据“技术-组织-职能”的分析框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主要有全面发展型、技术赋能型和改革引领型三种。全面发展型主要是在技术应用、组织改革和职能实现三个面向发力,实现高水平的治理数字化转型。技术赋能型表现为新型信息技术深度赋能政府治理,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改革引领型体现为政府深入推进机构改革,将信息技术工具引入治理过程,提升治理的数字化水平。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需要推动新型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的深度融合,着力提升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放管服”改革与中小企业纾困发展--政策工具的视角

全面疫情防控措施有效阻止了病毒蔓延,但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推动复工复产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基于中央层面复工复产政策文件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公共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主要从供给侧保障、需求侧刺激和环境侧优化三个方向发力,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府采购和政务服务优化等政策工具多面向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的成果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恢复经济,需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疫情防控下政府如何推动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新冠疫情之下,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渡过难关、保障就业和民生,是当前阶段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然而目前对于复工复产政策的研究十分缺乏,文章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收集了所有与复工复产相关政策文件,构建了一个原创的政策文件数据集。从行政负担理论出发,进行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复工审批制度带来的行政负担阻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进程。通过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发文,政府综合采用市场型、管制型和服务型政策,对复工复产政策议题进行合作治理。进一步推进复工复产进程,需要逐步取消复工审批制度,不断降低行政负担,为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提供政策支持。

我国数字政府的构建方式研究:案例比较的视角

建设数字政府是持续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基于TOE理论框架,提出了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路径的组态理论。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政府数字化水平近年来得到了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在数字化建设进程方面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基于地方政府的典型案例比较,发现竞争引致路径、需求牵引路径和内生驱动路径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三种主要方式。其中同级竞争压力、数字经济需求以及公共数据开放等变量,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政策建议方面,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快新型互联网信息技术利用,完善线下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回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基于A县改革进程的案例研究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放管服”改革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现有研究在讨论“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时对制度成本的关注不足。提升营商环境质量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放管服”改革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抓手。以中部A县“降成本,优环境”计划为研究对象,从制度成本的分析框架出发,综合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和政策文件等材料,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得以优化的关键,在于降低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的降低逻辑丰富了对于营商环境优化机制的认识,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从政策启示上看,进一步通过“放管服”改革提升营商环境,需要切实降低企业营商的制度性成本,同时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以及优化服务的“加法”,有序推进放管结合。

“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制度成本的分析框架

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政府提升商事治理能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制度成本是"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理论要素,现有研究对其重视不足。基于制度成本的分析框架,通过系统梳理2013年以来政府"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的政策举措,研究发现降低制度成本是"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逻辑。简政放权、电子政府建设以及政务服务优化显著提升了市场营商环境。将制度成本引入行政体制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的讨论中,为理解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工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工作,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进程,着力优化政务服务。

“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政策工具研究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放管服”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工具运用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国务院层面有关“放管服”改革政策文件的内容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通过综合运用市场型、监管型和服务型政策工具,有效实现了改革的政策目标。“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政策工具的科学应用,充分体现了我国市场治理体系的优越性。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复制标准--为什么社会学不这样做呢

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得益于一些能够增加人们对研究结果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所验证的信心的规定。定量研究的分析规模和复杂度可能会增加研究结果对细微分析决策的依赖度,降低论文对方法的完整描述程度。本文认为,社会学应采用一些复制标准,避免将复制研究发现视为伦理问题和个人问题,鼓励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使用独立的在线数据库,存储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其他研究者复制研究结果。此外,还要明确说明任何未公开的必要材料的获取条件。本文对一些反对提高量化社会学研究透明度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复制研究结果的备选政策。

基本医疗保险对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

目的: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对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为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提供参考。方法: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长时段数据,整合了一个涵盖我国25个省份6068户家庭和15192个居民的面板数据库,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和家庭生计情况等变量。采用计量模型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如何影响居民家庭收入。结果: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收入(β=0.781,P<0.001),健康资本发挥了中介效应。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家庭收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率(β=0.314,P<0.05)。结论: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基本医疗保险通过健康水平的中介机制,有效提升了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有序推进全民医保,能够有效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上海样本:成效、挑战与对策

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机关事务领域先行先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职能体系建设、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和法治体系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随着一些改革领域先后步入攻坚区和深水区,推进难度也逐渐加大。新时代推进上海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需要从机关后勤服务品牌建设、智慧机关建设、全过程优质监管体系与伦理规范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