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证据能力——以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为视角

要从证据属性判断证据能力的有无必然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往往既不符合证据能力的理论,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的证据能力问题集中暴露了证据属性中"合法性"要求与证据能力理论的难以调和。以取证主体、取证程序、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来判断证据能力存在方法上的错位和结论上的偏颇,纪检监察机关获取的人证的证据能力应根据庭外陈述人身分的不同以及庭外陈述性质的不同区别适用不同的判断标准。

再论与Trips协议相适应的商标侵权归责原则

与Trips协议相适应的商标侵权归责原则与我国民法通则、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确认的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的侵权归责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应当采用过错归责而非有学者认为的无过错归责。把握商标侵权责任构成与基于商标权请求权的其他民事责任构成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在理论上理顺我国商标侵权责任立法体系。

论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的构建

职务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是今后一段时期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情报信息是把握侦查方向、实行侦查决策的依据,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工作中还存在手段落后、机构缺位、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据此整合资源,建立专业化的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构;加强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高技能的情报信息专业队伍;加大科技含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职务犯罪情报网络建设为核心,构建功能强大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

论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

文章论述了外汇管制法的性质 ,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的理论基础、法律基础、以及外汇管制法的域外适用的几种情形。通过上述几个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各国应尊重外国的外汇管制法 ,尽量的使其得到适用。

商业秘密保护与竞业禁止

对商业秘密保密义务的承担，往往是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合同的存在。我国劳动法第2条规定，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劳动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秘密的有关事项。我们可以看出，员工的保密义务是一种合同上的义务，如果当事人双方没有通过合同规定，则一旦员工离开企业，就不承担保密义务。再看我国公司法第62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除依法律规定或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可泄露公司秘密。根据此规定，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在没有其他原因的情况下，应承担法定的保密义务。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对于普通职工则没有法定的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要求，而只存在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

我国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的证据能力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的证据能力问题是我国司法中的特殊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取证并非实质的非法取证问题,而主要涉及传闻证据的运用。纪检监察机关获取的当事人庭外供述包括笔录和亲笔供述,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具有证据能力。在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获取的笔录证词不能在审判中作为实质证据,证人亲笔证词在特定条件下可为实质证据;在基于司法公正的考虑或当事人同意使用时,笔录和亲笔证词都可以具有证据能力。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与当庭证言不一致的笔录证词和亲笔证词在特定条件下可具证据能力。

论对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拓展

一、产品责任损害赔偿的一般理论 损害赔偿是在损害发生的基础上应予赔偿的范围。损害的发生是客观事实,但对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却包含了人们对产品责任事故的主观判断,反映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就是由法律规定的对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范围的界定,这种界定以立法者对损害赔偿的目的与功能的认识为基础。

对质权与传闻规则的耦合与分离——以美国最高法院克劳福德(Crawford v.Washington)案判决为中心

权利保护是认识不同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视角,作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对质权被认为是公平刑事审判的普遍特征并为国际性的法律文件所推崇认可。在宪法性对质权的诞生地美国,其最高法院在克劳福德案判决中分离对质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根本性地变革了对质权理论,将对质条款适用到所有的证言性陈述,而不管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标签。从权利保护的视角分析,此判例在如何对待具可信性的传闻证据以及认识对质权不同于传闻规则的独特功效上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撤回起诉的实际状态透视公诉条件的形成

公诉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特定的诉讼条件。从实践中撤回起诉的情况来看,检察机关对公诉条件的掌握是有缺陷的,主要体现在实体条件、程序条件和政策要件的掌握不全面,以至于形成一种构罪即诉的制度倾向。从司法场域的角度来看,司法场域内的检警系统间利益互助以及司法场域之外的无形强迫是形成实践中公诉标准的重要缘由。

警察、检察官与预审法官：法国司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法国对警察的司法监督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它被当作一种可行对策来对付警察下述倾向:总是将关注点集中到某个嫌疑人的身上,忽视或隐匿重要证据。作者根据自己对法国审前程序的实证研究,认为直接介入性的监督既不是法律文本的预期,也不是司法人员自己的预期。作者在观察、访谈与问卷的基础上,考察了职业文化在理解司法从业人员日常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对以下两个方面做了重点考察:警察与监督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充斥于审前司法所有方面的合法性理念中监督者"司法官"地位的体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