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管辖论纲

近年来,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问题成为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议题,但学界对于域外管辖及有关概念尚存争议,实务界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不同理解。从本质上说,域外管辖权属于国家管辖权范畴,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域外管辖指的是国家在本国领土范围内针对境外的人、物或行为确立和行使管辖权,域外管辖包括域外适用,但不等于长臂管辖,也不能等同于经济制裁。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国家往往会在属地管辖权的基础上,依托相关连接点扩张域外管辖权,但这种扩张需要符合“真实合理联系”要求,否则便涉嫌违反国际法,损害国际社会正常秩序。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由于国际法不成体系,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从实践情况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之间,以及普遍性和专门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都有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需要综合运用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的不同措施。国际法规则创新和国内法规则在国际法领域延伸运用,能有效避免和解决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国际条约中的冲突条款评析

冲突条款是国际条约中处理与其他条约适用关系的条款。在国际法不成体系的国际法制背景中,冲突条款的规定对于解决条约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国际条约实践来看,冲突条款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冲突条款的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条款在国际条约中的重要性。

论后法优先原则与特别法优先原则在解决条约冲突中的关系

解决条约冲突是国际法面临的重要课题,作为解决冲突的两种主要方法,后法优先原则与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实践中各有其适用范围。但如果后法同时是一般法,先法又同时具有特别法性质,适用上述两种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必须在个案中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探究缔约国共同的最后意志表述,来决定最终适用于条约冲突解决的具体方法。

司法视野下国际强行法规则的新发展——基于不同机构司法实践的一个比较分析

国际强行法规则的出现给平权式的国际法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国际强行法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因此其具体内容十分模糊。这样,研究和分析各类机构关于国际强行法的司法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强行法的理念,把握强行法的发展趋势,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国际条约中的“更优条款”

更优条款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冲突条款,其目的除了解决不同条约之间的冲突外,还能更为有力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国际法实践中的更优条款主要集中在个人权利保护的国际条约之中,但其适用也要遵循一定的要求和条件。在国际条约中适当引入更优条款,对于解决条约冲突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贸易反制措施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应对美国单边加征关税行为的措施应遵守国际法规则的统一性。作为一个具有典型自足特征的法律体系,WTO规则要求成员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这基本排除了单边措施的适用空间。这种安排固然有利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统一性,但在面临主要贸易成员之间大规模贸易摩擦时,WTO争端解决机制耗时过长,无法及时有效地为冲突方提供"缓冲期",这也减损了WTO对于成员方贸易政策的约束效果。

欧盟与独联体国家双边贸易协定法律制度简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独联体国家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出现了积极发展的态势。欧盟主要是利用“伙伴与合作关系协定”的形式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调整。协定的内容不仅涉及关税减让、数量限制措施、保障措施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双边政治对话和人权保护等政治问题,这些协定对于中国积极应对入世后的挑战,起草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加速两岸三地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借鉴作用。

国际争端解决中一方不出庭程序的事实认定——兼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相关做法

在当事一方不出庭程序中,由于缺少了不出庭方的主张和澄清,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事实认定工作显得尤为艰巨。在此类程序中,争端解决机构往往将“请求在事实上确有依据”作为事实认定的要求,有些机构还在实践中发展出了“可获得的最佳证据”标准作为上述要求的进一步阐述。从实践情况看,这一要求需要在个案中结合具体情况来实施。由于缺乏不出庭方的举证与质证,争端解决机构应该更为审慎地对待案件证据材料,尤其要审查出庭方所提交材料彼此之间,以及出庭方所提交的材料与争端解决机构主动获取的材料之间能否互相印证、是否存在矛盾。尽管争端解决机构对此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出于增加裁决说服力的考量,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仍应通过一定形式体现在裁决中,而不能完全存在于裁判者的自由心证之中。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近年来,党和国家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行动目标,并将其作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抓手。行政执法规则是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在域外适用的框架下对中国现行行政执法规则进行重新审视。域外适用强调将本国法适用于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物和行为,而行政执法的属地性往往要求行政机关只能在本国管辖领域内执法,这给行政机关针对本国管辖范围外的对象执法带来了困难,需要通过增设“效果”或“影响”等连接点作为完善执法的手段。此外,经济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是域外适用的典型措施,往往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尽管这类措施大多与国家安全等重要利益相关,但不宜将其绝对排除在现行中国行政法体系之外,而是需要引入“二分法”,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将与国家安全不存在直接必要联系的制裁措施剥离开来,使其受到行政法规则和原则的约束,实现完善涉外法治的目标。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规则是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法域外适用一般指的是国家将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适用于其管辖领域之外的人、物和行为的过程,既包括国内行政机关适用和执行国内法的行为,也包括国内法院实施司法管辖的行为,但不包括国内法院适用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所选择的国内法律规则,或者适用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国内法来解决争端的行为。本文所讨论的“域外”是指管辖领域之外,而非法域之外。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

近年来,美国频繁通过具有域外效力的国内法,采取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使得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和域外适用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国家采取不符合国际法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以及滥用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都会构成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冲击和破坏。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并适度进行国内法域外适用,不仅能够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也能够为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发展提供契机。但现行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指导思想并不明确,重要领域的立法缺失并导致执法缺位,法律责任规定则过于模糊,基本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因此,在现有国际法规则框架下,完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适度进行国内法域外适用,既是深化国内法治改革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国责任和深度参与国际治理的需要。

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

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在国际关系中并不鲜见,近年来美国日益增多的单边主义做法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国内法域外适用是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的行为,其后果是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国家的域外管辖权是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在美国法语境下,国内法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存在一些区别,但实践中这种区分有时并不明显,甚至存在并行发生作用的情形。针对特定国家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受影响的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该国国内法机制或者国际法机制这两种途径寻求救济。但实践中,由于国内法机制耗时过长、成本过高、胜诉几率不大,而国际法又在不少领域存在空白或不明,因此上述两种途径往往都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从长远角度看,完善本国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是各国应对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有效制衡措施。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属事适用范围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是中国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弥补中国主体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因为他国国内法不当域外适用所造成的损失。办法第2条是关于属事适用范围的规定,也是理解其他条款含义的基础,社会各界对此有不同解读。从文义解释角度切入,该办法第2条的属事适用范围包括次级制裁和具有次级制裁效果的初级制裁措施,但这一结论与立法意图存在差异,需要引入目的与宗旨解释和体系解释等方法进行协调。

“中美双反措施案”中的“公共机构”认定问题研究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同时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在"中美双反措施案"中,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综合运用多种条约解释方法,否决了美国和专家组仅根据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而将其视为"公共机构"的做法,继而否定了美国将中国国有企业向涉案企业提供原材料的行为认定为构成《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1条意义上的补贴并征收反补贴税的做法。中美双方关于"公共机构"的争论实际上是自由竞争经济理念与计划经济体制冲突的体现。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认为公共机构的范围和特性因其所属国家不同而不同,也因具体案件的案情而异,且维持了专家组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界定为"公共机构"的裁定,故中国应当及时就涉案法律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规划和各级政府相关文件进行修正,以避免再次被有关国家以"公共机构"为由而发起的反补贴措施。

条约解释方法在解决条约冲突中的运用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通常用于澄清条约约文的含义。在国际法不成体系的背景下,条约解释也可以用来解决条约间的冲突。用于解决条约冲突的条约解释方法在实践中并不局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所规定的内容,还包括其他一些具有国际习惯性质的方法。不过,由于国际法的法律规则之间缺乏明确的效力等级,条约解释方法在解决条约冲突方面的作用也受到一些限制。

中国法中的域外效力条款及其完善:基本理念与思路

域外效力条款的设定与完善是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抓手。我国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不仅要考虑在立法中增设域外效力条款的问题,还要根据调整对象的具体情况,对条款进行精细化的设计,在填补国内立法空白、完善国内法治建设的同时,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遏制单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决心。

条约冲突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条约冲突一方面表明了当代国际法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条约冲突及其解决对国际法治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条约冲突的产生与国际法不成体系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在各种类型的冲突中,有的可以采用诸如特别法优先原则来处理,有的可以通过条约解释规则加以消弭,有的则可以设置明确的冲突条款来避免。国际法的不成体系,使得解决条约冲突的方法也可能是"不成体系"的。综合运用各种冲突解决方法,是国际法对解决条约冲突的必然要求。

国际法中的特别法优先原则

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重要表现,特别法优先原则强调适用更特殊、更具体的特别法规则,是解决这种冲突的重要方法。冲突确实存在与规则属于同一事项构成了该原则适用的基本条件,而调整事项和规则所涉及的缔约方则构成确定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参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