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南通开放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辉煌成就

从1895年至今,南通历经120多年的开放发展,已从封闭落后的江北小城到享誉中外的模范城又到光彩夺目的“扬子第一窗口”再到名副其实的“北上海”。南通经济从落后到繁荣、产业从单一到完整、交通从“难通”到“好通”,成就斐然。这为今后南通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通新实践奠定了强大信心和基础。

江浙战争前夕和平运动开展的原因探究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随着直系取得北京政府的统治权,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江浙两省之间也战云密布。然而,江浙战争于1924年9月3日才正式打响,期间存在着一场历时一年的和平运动。这场和平运动的开展不仅是江浙绅商奔走斡旋的结果,也深受齐卢双方战前战争准备不充分和上海存在外国租界等因素的影响。

迷信与理性:晚清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的蝗灾与社会应对

晚清民国时期,苏州地区蝗灾频繁发生。在地方社会的治蝗过程中,祈神禳蝗的迷信活动与防治蝗虫的理性行为始终共存。但有所区别的是,晚清时期,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在防治蝗虫的同时,亦将蝗神信仰作为应对蝗灾的一种方式,这就并未与完全依赖祈神禳蝗活动的普通民众发生冲突。而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摒弃了蝗神信仰,专注于防治蝗虫,但普通民众仍然举行祈神禳蝗活动。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主要表现为普通民众阻挠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开展治蝗工作,这亦可看作迷信与理性的碰撞。于是,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采取了宣传治蝗知识、捕蝗实践展示、设立捕蝗奖金等措施,以破除普通民众头脑中的迷信观念,进而消解迷信与理性的冲突。这一努力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迷信观念并未消失,而是继续与理性共存于同一时空。

陈夔龙及其《梦蕉亭杂记》

陈夔龙是晚清重臣,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一生诗作颇丰,但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个人自述性质的《梦蕉亭杂记》,该篇自述其一生的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后由其儿整理成书。该书展现了陈夔龙自身的性格和政治立场,有助于后人对晚清重要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认识,也反映了清朝晚期的诸多弊病,对研究近代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让学生做母语的守望者——评《民国小学母语教育研究》

母语,是一个人从婴幼儿时期最早接触和掌握的语言,亦是每个人热爱和眷恋的语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而言,母语不仅仅是精神、文化传承的载体,还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象征。而母语教育,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语言教育形式,也是每个国家成员和民族成员必须接受的教育。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除了汉语外,还有蒙古语、哈尼语、纳西语、满语、壮语等少数民族语言。

《申报申报》视野下的近代常州青果巷(1906-1936)

进入20世纪的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常州青果巷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在青果巷中也可以寻找出些许痕迹。政治生活方面,青果巷与清末新政、军阀战争、爱国运动紧密联系;经济生活方面,青果巷与捍卫国家经济权益、时髦事物、赠奖活动、商业会议紧密联系;文化生活方面,青果巷与新式教育紧密联系。

1918—1924年张謇开展和平活动的多重身份探讨

1918—1924年,中国国内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张謇出于多重考虑,对时局高度关注,发表过各种看法和主张。每当战争前后,张謇便开展以"和平"为主旨的劝说和呼吁活动。张謇在开展和平活动中有着多重身份。作为士大夫,张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忧国忧民情怀;作为商人,张謇致力于维护商业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作为个人,张謇力图保卫南通地方的自治事业。

行为主体视角下近代苏州城隍信仰的变迁(1840-1937)

在中国古代,城隍信仰在苏州地方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但自近代以来,苏州地方社会的行为主体对城隍信仰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而言,政权对城隍信仰从利用到摒弃,士绅从奉行到保护,而民众始终坚守。受行为主体态度变化的影响,作为崇拜对象的城隍神,信仰群体从广泛逐渐转为狭窄。作为象征实体的城隍庙,亦从官民共享的空间转为民间独享的空间。

民国时期报刊对祈雨的态度与认知——以《苏州明报》为例

民国时期,苏州旱灾频发,官方和民间经常举行祈雨活动。《苏州明报》对祈雨这一传统文化模式表明了态度和认知,一方面,因时代的进步、祈雨的弊病,对祈雨进行猛烈批判;另一方面,因祈雨习俗的浸染、严重的旱灾和有限的救济、祈雨的精神和娱乐功能,理解祈雨活动,并建议消解祈雨,表现了社会参与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辛亥革命前后的屠宽

屠宽是近代常州著名的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辛亥常州光复的主要人物。屠宽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受聘任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亲自编订学校章程。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后,屠宽又创办武阳农会,与朱稚竹等进步人士秘密结社,于辛亥年响应革命号召,领导常州光复。进入民国后,屠宽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反对独裁统治。

来新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来新夏是中国当代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特别是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晚清阶段和民国初期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以其个人的研究成果开拓研究领域方面,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研究事业的发展而论,都成果丰硕,贡献卓著,实执史学界之牛耳。纵观来新夏的学术之路,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依次是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沉寂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和高峰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来新夏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更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治史风格,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持之以恒的坚韧精神;其次,重视理论的研究,客观公允的治史品格;再次,奠基铺路,嘉惠后学的奉献精神;最后,敬仰先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情愫。

陈袁交往与清末民初政局

陈夔龙,又名陈夔鳞,字筱石,又作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花近楼主,贵州贵筑人。袁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河南项城人。陈夔龙与袁世凯都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人物,经历了小站练兵、庚子事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洪宪帝制等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