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后:政治还是警治?（英文）

本文以朗西埃关于警治与政治的理论区分为出发点,认为:理论是警治的认同性导向与政治的异议性导向相冲突的交汇地带,它既排斥自由又使自由成为可能,尽管不断否认对自由的排斥。这正是理论行为的警治领域只能逆向走上前景的原因所在。2000年前后,伴随着对理论的"恐怖主义特征"发现的"理论之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理论之死"后的第一个理论系谱,孔帕尼翁的《理论之死》和拉巴泰的《理论的未来》都认为,从1965到1980年间对理论的迷恋源自理论的革命精神的诱惑。然而,孔帕尼翁和拉巴泰似乎从数个年代以前就已宣告却没能真正埋葬现代主义和文学作者的失败中得到了警示,拒绝就理论的逝去其实暗示着它的重组发表观点。艾略特和阿特里奇在《"理论"之后的理论》(2011)中声称,后理论正是通过挑战具有理论特征的知识立场重出江湖。难道这一挑战也意味着对理论的革命立场的抛弃?或者说,这一立场是否应该在后理论中得到更新?如果是这样,后理论政治如何抵制后理论警治?我的观点是,后理论应该以坚持这两个要素相互依存的自由这一主张的异议性政治路径来避免以理论家的领地或/和臣民为指向的认同性警治方式。

文学全球化的“不明地带”（英文）

近代以来,西方文学与文化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其活跃程度与日俱增,而如何面对这一状况却尚未解决。这一问题,就其承载者而言,无疑有着可喜的一面,而对其受施者来说又有其创伤的一面,这就使得全球化要么作为西方强权自上而下地强制实施的一项策略性工程,要么促成生长于底层的属地自发地联合起来。第一种殖民性的全球化模式以自内而外的联结方式导致各个属地之间的断裂,而后殖民全球化模式则将各个属地联结起来以改变被强加在头上的全球格局。我在拙作《追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创伤政治》一书中已就第一种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所以本文聚焦于上述第二种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文学作品不可缺省的差异性以抵制第一种模式所强调的受市场驱动的共同特征。本文认为第二种模式源于创伤研究与记忆研究交汇之处的跨学科领域,随着艾米丽·阿普特在其《反对世界文学》一书中宣扬"不可互译的"诸多世界文学所具有的丰富性而达到顶峰。本文经过批判性审视,发现这一模式脱离了文学的非归属性,正如第一种模式不假思索地脱离了文学的归属性一样,因而本文提出了一种替代模式,这一模式脱离"创伤群集"而成为一个兼具归属性和非归属性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