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缘由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兴起与流行固然与成为国际显学的西方诠释学传入中国密切相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建立中国现代诠释学乃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中国学术一直以"有实无名"的方式在努力探索的现代事业,更是"后西方"时代中国学者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普遍的现代性运动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诠释学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思考"中国诠释学"这一概念得以成立的学理依据。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的诠释学诉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提出了"回归中国"和"回归古典"的诠释学诉求,以突破一直流行的"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诠释模式。这些诠释学诉求表明,"中国诠释学"研究实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当务之急。

从“阐”“诠”之辨到诠释之道——也论中国现代诠释学的正名问题

最近关于hermeneutics究竟应称"诠释学"还是该称"阐释学"的讨论,不是为了确定一个符合西方诠释学本义的译名,而是接续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的一种思路,试图根据中国学术的固有传统和现实需要,探索中国现代诠释学的发展方向。但除了辨析"阐释"与"诠释"的区别之外,还应讨论"诠释学"究竟是何"学"。其实,建立中国现代诠释学,本质上是为了建立中华文明所必有而急需的现代"诠释之道"。这种理解可为中国现代诠释学的建立提供一个更为深广的视阈。

现代儒学与中华文明之“常道”——基于文明论视域的考察

要准确把握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须坚持从一种更全面的文明论视域出发,不仅承认多种文明同时共存,而且承认各大文明自成一体,各有相对普遍和独立的"文明之道"以及作为灵魂与核心的"常道"。长期以来人们将提倡"常道"与"思想自由"简单对立起来,这在学理和事实上其实都站不住脚。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做出贡献,它在百余年来的探索过程中已开掘出"技/学"、"政/教"、"理/道"、"礼/俗"四大层面的内容。现代儒学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须围绕这些层面展开,真正实现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