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界分内外与清朝天下秩序的退而未消

与17世纪西欧国家划界同步,清朝自顺治五年开始陆续在漠南、漠北之间划定旗界,使内外蒙旗以瀚海为间隔,但就隔离思维、标界方法和管理模式而言,这仍是王朝传统的“边”,而非近代产物的界。对应康、雍、乾地图,外无国界,内无内外蒙古界,并未走出天下秩序所笼罩的疆域模式。清中晚期,随着官方将蒙古分为内外,学者绘制的地图出现国界和内外蒙古界,进而在宣统元年首现版图“秋海棠叶”形象比喻,促使朝廷重视地图所表达的主权边界。但因蒙古方位存在文化偏差,加之内外蒙古界未经测绘,清末民初地图均错置此界,无法准确表示内、外蒙古范围。界线不明确也迫使清末朝廷仍以传统天下模式划分藩部疆界,缺乏对边界的直接掌控,成为俄国渗透外蒙古的内因。以边界为衡量,清朝从传统天下秩序转向近代主权观念并非始于《尼布楚条约》,而是从清晚期开始,至清末也未完成,体现了清朝疆域模式的二重性。

光宣之际的边疆治理转型与“丹丕尔案”

康乾开垦蒙界,改蒙汉隔绝为分治,使州县向蒙旗扩张。但中央规划败于地方利益,清廷逐渐无力控制蒙旗私垦,导致以丹丕尔为代表的台吉坐大,蒙、汉、州县抱团应付朝廷。清末新政意图将蒙地纳入国家赋税系统,放权给绥远城将军贻谷,以官商合办夺私垦兴官垦。将军、垦务局、地商联合,与台吉利益冲突。贻谷杀丹丕尔,更多汉官介入蒙地,对外藩蒙古管理由单一变多重。但此模式私肥垦务局,与新政初衷相悖,清廷以"误杀台吉"为由铲除贻谷系官员,收回权力。弱势国家力量不足,先借官商合办为跳板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再以体制内常规手段处理官商,实现边疆治理转型。由此,蒙旗人群结构改变,互容性增强,国家权力在蒙地绵密化,利于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

“第八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2021年5月7—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召开。本次会议收到来稿208篇,经专家匿名评审择其优者36篇参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先后致辞。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助理研究员对平台进行了介绍。本次会议围绕"国际形势与外交""军事与战略""沦陷区""中共根据地""社会与文化""战时经济"等主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