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

“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条基本路径。在后京都时代，沿着巴厘岛路线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体系下关于适应议题的全球谈判和合作值得重视和期待。但同时，建立或者整合国家适应机制也是必然趋势。在发展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适应投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困扰。建立合理有效的适应性资金机制将是中国建立国家适应机制的首要问题。

高校研究生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个性化激励研究

为更加科学、合理地培养研究生干部,全面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高校研究生干部激励存在的问题,以马洛斯五层次论及效用理论为基础,以波特-劳勤综合激励模型为原型,构建基于内在需求的个性化激励机制,并详细讨论了此激励方案的具体实施情况,为高校研究生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

中国政府形象管理的策略选择

良好的政府形象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对政府形象这一宝贵财富和无形资产实施有效管理 ,意义十分重大。在分析中国政府形象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 ,要塑造良好的中国政府形象 ,有以下四种策略可供选择 :拟定管理目标 ;倡导绩效管理 ;策划公关活动 ;

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虽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把广大研究生培养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高水平业务素质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就必须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本文在强调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论医疗责任险的责任基础

“医疗举证新办法”(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和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使以往颇受冷落的医疗责任险有明显升温趋势,开始受到众多医院的关注。责任保险的产生与发展和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正相关的;医疗法律环境的健全为我国医疗责任险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契机。在这个巨大的责任险市场初露端倪的时候,本文拟就医疗责任险的责任基础提供几点思考。

研究生爱心意识与公益实践能力培养对策研究

以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研究生爱心意识与公益实践能力的调查和实践为基础,总结了对于研究生爱心意识与公益能力的核心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与提升策略,为研究生爱心意识与公益能力的培养方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SPRV再保险的本土适用性

2 0 0 1年美国NAIC出台的《SPRV示范法》使SPRV再保险获得了相当的法律规定性 ;使形形色色的保险证券化实践 ,有了一个具有法律规定性的特殊实体。本文主要从SPRV再保险的渊源着眼 ,结合中国保险法律及保险业发展的本土资源 ,对SPRV再保险的本土适用性作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分析。

以学院为主导的高校学生工作模式探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原先垂直、集中的以学校学生工作部门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学院学生为主导的高校学生工作模式,将学校的管理中心下移到学校的各个院系,把学校的工作目标逐层分解到学校各个院系,展开完成。通过介绍在以学院学生工作为主导的管理模式中,从学校与院系的职能和关系,学院学生工作的发展模式两个主要方面来探讨高校的以学院学生工作为主导的新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政府形象管理

良好的政府形象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鼓舞中国公众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也是政府自身廉洁勤政的重要表现。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对政府形象这一宝贵财富和无形资产实施有效管理,意义重大。针对目前政府形象塑造难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形象管理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拟定管理目标;倡导绩效管理;提炼政府理念;实施危机控制。

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之构建

责任社会化的提出是现代法学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回应。环境侵权责任保险是基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在特定的环境侵权赔偿责任发生时,向受害人赔付一定金额的一种责任保险制度。环境侵权责任保险是责任社会化理论在环境侵权赔偿问题上的具体应用。在当代中国,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设计矛盾重重,尤其是受害人补偿问题。建构中国的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路径。

论中国对气候变化之适应性立法

适应是复杂的社会过程。气候变化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特定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法律作为调整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制度手段,需要对源于环境和经济社会的适应性要求做出积极回应。除了在国际气候立法框架下进行的国际合作外,国家或者地方的适应性法律和政策是回应地方性适应性需要的必要制度基础,也是促进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国际气候适应制度的滞后性及其发展障碍

全球的气候变化已经发生并将持续。除了减缓对策外,适应已经成为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措施之一,气候适应制度的发展构成了气候变化制度发展的必要部分。但是,自国际气候变化制度正式建立以来,其早期的发展仍主要是以减缓气候变化为轴心展开的,两者相较,气候适应制度更显滞后。随着《京都议定书》后新一轮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逐渐展开,减缓必然再次成为气候谈判的中心,然而,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应当为全球性适应(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的适应)提供更充分支持这一点上其实同样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