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与资本回报率——影响效应及机制识别

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本回报率对于正确理解和合理评估中国特有的高投资率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样本,从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这一综合性视角出发,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设定过高增长目标会引起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这种抑制作用在财政分权程度高、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但2013年之后明显减弱。机制分析表明,目标驱动下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通过引起宏观投资规模过度和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损失,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本文为近年来中国出现的资本回报率回落和投资率高涨现象提供了解释,也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文章使用CLDS 2014年截面数据,选取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控制变量共五类16个变量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潜在影响因素,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识别并分析各变量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参与会显著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认同感。这说明人们在自评社会地位时,虽然参照了身边的社会环境,但更多地是参照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此外,文章在识别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模型变换的方式,深入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先赋优势会通过提升子代的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因素来提升子代的主观社会地位。

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200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考虑了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交叉项后,要素市场扭曲主要是通过扭曲要素分配、抑制技术进步等途径来阻碍能源效率的提升;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技术水平的改进、外资的引入都会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而第二产业比重的提升、煤炭消费的增加都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省级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增长型激励”所引致的城市偏向型政策被认为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基于经济增长目标与财政资源双重约束视角,对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采用2003—2019年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以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方经济增长目标采取“之上”等硬约束设定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当地方经济增长目标采取“左右”等软约束设定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以软约束形式实现的“目标外经济增长”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财政资源约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加剧目标约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财政分权可有效缓解经济增长硬约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应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分析

以中国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变异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分析了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性,结果表明: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在波动中存在扩大的趋势;区域差异分解表明组间差异的扩大逐渐成为造成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我国三大区域之间能源效率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效率地区差异的扩大会使得因经济收敛而产生的能源需求量进一步增加。因此,为了降低我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必须缩小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特别是三大区域之间能源效率的差异。

户籍制度改革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2014年的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识别城市户籍限制放宽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控制组城市相比,城市户籍限制放宽后,企业的劳动雇佣对营收增长的反应更加敏感,企业劳动雇佣的灵活性显著提升;户籍限制放宽对企业劳动雇佣灵活性的提升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降低而减少,并降低了小城市企业劳动雇佣的灵活性。机制分析表明,户籍限制放宽主要增强了企业对较低受教育程度劳动力雇佣的灵活性,且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异质性分析表明,户籍限制放宽对企业劳动雇佣灵活性影响的政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城市户籍限制放宽通过降低人口迁移的制度性门槛,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也为未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老有所养”能否促进“儿有所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子代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考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其中生活照料类养老服务起主导作用。从个体异质性来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女性、45岁以下、高中及以上的农村子代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家庭异质性来看,兄弟姐妹较少、老年父母主动健康意识较强以及适老化住房水平较高家庭的农村子代劳动力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敏感程度较高。机制分析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分别通过便利性促进的照护时间缩短效应和健康水平促进的照护需求降低效应来促进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

信息化与性别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数据,分析了信息化发展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发展显著扩大了不同技能水平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通过借助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克服内生性问题以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研究还发现,信息化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为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数字经济带来生产效率变革的同时兼顾收入公平,加快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保障女性劳动力获得岗位的机会平等,推进信息和数字要素均等化,使“数字红利”覆盖更广泛群体。

区域一体化能否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研究

在我国积极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于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和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缓解效应。区域一体化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错配、抑制产业同构和提升市场潜力等机制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其中市场潜力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金融支持削弱了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缓解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长江上游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区域一体化提高了新兴产业的产业同构程度,进而加剧产能过剩;财政压力和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对于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而土地支持的调节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明显。据此提出拓宽要素大通道、打造产业大格局、推进市场大统一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正“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间资本错配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错配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3)扩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前沿技术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以及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