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数字形式主义的表象、本质与底层逻辑--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自数字化转型以来,数字形式主义在基层当中已然愈演愈烈,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恶化了政治生态,成为数字治理难以避免的深层难题。作为形式主义的变种,数字形式主义披上了数字化的外衣,其纷繁多变的外在表象可归结为基层痕迹管理的过度数字化、基层治理工具的过度技术化和基层工作政绩的过度虚拟化三种。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基层政府对于上级分解下压的治理任务以能动应付而形成的执行偏差构成了数字形式主义的本质内涵,其中,压力、利益与风险是理解其本质内涵的关键变量,选择性达标、策略性落实与保底式呈现则构成不同变量下执行偏差的基本向度。而物质环境与适应环境变迁速率的不一致所形成的“执行堕距”则是决定数字形式主义何以发生的底层逻辑,集中表现为制度失调与关系失衡,同时,技术认知、网络行政文化、政府注意力等因素通过加速抑或延缓二者环境的变迁速率放大或缩小着“执行堕距”,成为“执行堕距”的调节变量。鉴于此,破解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顽疾,需要从其发生的底层逻辑入手,打破制度失调与关系失衡的结构性困境,避免落入“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循环博弈的窠臼。

探寻社区常规化治理之道:三种运行逻辑的比较--以上海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面对社区问题的琐碎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探寻富有成效的社区常规化治理之道既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区的实现,也关涉社区治理危机的化解。借助对上海垃圾分类治理的调研,根据行政控制的程度与社会资本的强弱,本文认为社区治理可以划分为行政主导型、居民自治型和协同共治型三种模式。通过比较它们各自的优劣以及三种模式之间的转换,探寻社区常规化治理何以可能。仅靠行政主导的压力考核机制,垃圾分类治理绩效易发生反弹,而社区的利益纠纷和权利纠葛使得社区自治陷入困境。若要充分发挥现行的协同共治模式,实现多元主体高效协同,应把国家和政党权威带入基层治理,以政治吸纳行政的方式,从国家全局性和规划性来整体性回应社区治理难题,以党建引领的缜密组织化来整合社区多元力量,通过党群服务中心的平台建设,使社会资本运转起来;同时通过培育居民的法治意识,探寻国家高位推动机制、党建引领机制、社会自主参与机制与依法治理机制的相互支撑与合作模式,从而使“去行政化”社区常规化治理落地生根。

稳定性自主: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图景再审视——基于对“绿主妇”成长的历时性观察

自主性作为社会组织的关键特征,现有研究中对其多存在片段式、片面性认知,本文基于机构、资源、行动、制度四个维度来重新审视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生产图景,以期实现提供公共服务、推动社会参与的组织目标。通过对个案的历时性考察发现:政党赋权与社会赋能有助于组织机构合法性的获取与内部治理结构体系的完善,通过借势增能取得组织初步自主性;“双轨并行”的运作机制在巩固了组织身份权威的同时,结合社会组织关系网络的再造,提升了资源跨界汲取和整合能力,实现了组织内外的联动互促,有效提升了自主性;柔性化的党建引领与市场化的项目运作共同作用于社会组织自主性的行动维度,推动行动内容与行动地域的扩展,实现了自主性的生成。而自主性的维系又得益于制度性建设贯穿上述整个过程,通过组织内部行为制度化与外部合作结构化完善组织机构、强化资源整合和优化行动效率,进而保障了自主性空间,摆脱了社会组织“非稳定自主”的窠臼,迈向稳定性自主。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图景的再审视,既反映出其与国家、社会、市场的多方互动与策略行为,也有助于通过更加成熟的社会组织来承接和优化转型中国的基层治理。

多元共治：精细化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创新模式

精细化治理是面对复杂化社会下城市治理所必然遵循的转型之路,也是城市善治的体现。垃圾分类与精细化治理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精细化治理的应然之举,也是检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显示器;后者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理论遵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困难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社区居民"执行者"环保意识、分类意识不强;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能力有限、分类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消极履责等因素也不容忽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有效分类,建设绿色美丽新城市,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居民、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城市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即"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居民应增强分类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能力;市场主体则需强化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责任;城市社区应发挥垃圾分类的"主场优势"。

多元化供给:国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历程变迁、经验模式及实践启示

我国自21世纪伊始就已迈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社会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流变使得社会面临着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压力。一些发达国家面对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福利国家主义”失败带来的挑战,通过不断探索养老服务的新模式,基本形成了以城市社区为依托、以家庭为本位,同时兼有政府兜底、市场准入、社会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促动了养老服务资源的上下流通。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国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实践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立足家庭照料,同时兼顾市场资源和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多元共治:精细化治理视阈下垃圾分类创新模式

精细化治理是面对复杂化社会下城市治理所必然遵循的转型之路,也是城市善治的体现。垃圾分类与精细化治理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精细化治理中的应然之举,也是检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显示器,后者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理论遵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困难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社区居民"执行者"环保意识、分类意识不强。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能力有限、分类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消极履责等因素不容忽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有效分类,建设绿色美丽新城市,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居民、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等"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即"多元共治"。

网络、信任与规范:城市“垃圾分类”的有效路径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环境治理的绩效,而城市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也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垃圾围城”现象大量出现,处在城市新社会空间下的环境治理,由于不能有效地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美丽城市的构建带来了难题。通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社会资本因素,发现网络、信任与规范对于城市垃圾为何不能有效分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未来环境治理应从修复社区关系网络、增加社会信任水平和完善社区自治规范这三个方面着手,从而为实现社区环境共同体。城市垃圾有效分类创新路径。

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模式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研究

社区是一定空间内共同生活的居民构成的生活体,也是组成社会体系的基础单位。加强对社区的治理,有效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地区的和谐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基于此,作者结合自身经验,对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模式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研究进行分析,以供人员参考。

重建轻效:智慧城市建设内卷化风险何以生成?——基于对s省a县的追踪观察

智慧城市建设是当前及未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必然趋势,被认为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剂良药”,然而,当下部分智慧城市建设却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基于对s省a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追踪观察,试图解释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有投入增长无实质治理绩效提升”的重建轻效现象。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中内卷化风险的形成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行动主体在既有的规章制度、政策设计与结构安排下互动博弈的结果,具体表征为目标替代、资源竞争、路径依赖与功能锁定四个维度。透析其背后的深层机理,不难发现,建设价值的偏离、“智慧锦标赛”的惯性、市场遮蔽社会、深层条块分割等才是催生智慧城市建设内卷乱象的根本原因。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真正理解其本质内涵与实践逻辑,同时也为更好地建设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提供理论指引。

从“剧本杀”到“密室逃脱”:沉浸式娱乐的青年画像、多维致因及风险规制

近年来,以“剧本杀”和“密室逃脱”为代表的沉浸式娱乐在青年群体中风靡,深受喜爱。研究发现,痴迷沉浸式娱乐的青年群体在心理层面呈现出“虚实两境”的双栖特征,在关系层面体现出弱关联下的群体结构松散与不稳定性。沉浸式场景的原生引力与社交媒介的推波助澜构成了沉浸式娱乐风靡的外部因素;青年消费理念的转变、排解压力的需要、社会融入与自我认同的选择是青年痴迷沉浸式娱乐的内在因素。在沉浸式娱乐的发展中,除了场所本身的不规范经营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之外,青年群体的过度沉迷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精神异化、诱发“软瘾”风险。因此,对于沉浸式娱乐这一新的娱乐形态和产业形态,在鼓励其发展的同时,要从国家、市场、社会等多方面规制风险的发生,实现沉浸式娱乐与青年的良性互动,引导其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

跨区域河流污染协同治理的困境——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当前,我国河流污染治理问题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2016年全国开始推广“河长制”以来,其治理效果有较大改善.然而,在跨区域(指行政区域)河流污染治理的问题上,仍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地悲剧”式的行为.基于此,首先分析阻碍跨区域河流污染治理的现实困境,根据基本假设,构建跨区域河流污染治理中的地方政府横向博弈模型,着重阐释从初次博弈到再次博弈的演进过程,从而说明地方政府在跨区域河流污染治理方面陷入博弈困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