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提高森林覆盖率目标的跨区县横向生态补偿与供需对接——以重庆市为例

建立以提高森林覆盖率为目标的横向生态补偿,使保护发展生态的地区利益得到保障,绿化空间有限的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尽到绿化责任,从而推动各地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以重庆市为例,考虑不同类型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造林管护成本差异,确定森林生态补偿指标价,同时建立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标十四五规划,分析38个区县2025年森林覆盖率预期目标达成率,探索在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供需平衡下跨区县横向生态补偿供需对接关系。结果表明:(1)兼顾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和成本下38个区县单位面积森林补偿指标价介于5.69—7.32万元/hm^(2),平均为6.72万元/hm^(2),较目前基于成本的统一指导价3.75万元/hm^(2),高出0.79倍。(2)近10a森林覆盖率除大渡口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长寿区、永川区、潼南区和忠县8个区县出现负增长外,其余30个区县呈正增长,预测到2025年达标的区县数量占全市总数的45%,其中达成率最高的是沙坪坝区(117.37%),最低是江北区(41.49%)。(3)依据各区县供需级别、对口帮扶结对关系、区位关系和政府购买意愿四个方面对接了14对补偿主体与客体,需购买森林面积介于0.13×10^(4)—3.82×10^(4)hm^(2),生态补偿总金额介于0.91×10^(4)—25.20×10^(4)万元,平均金额为8.72×10^(4)万元。结合不同类型森林数量结构、质量和造林管护成本等多方面构建的生态补偿标准,有利于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可为重庆市各区县多途径达成横向生态补偿提供参考和实践借鉴。

重庆县域尺度乡村振兴弹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目的】评价指标具有目标导向、评价考核、监测纠偏等功能作用,而不同区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差异化的振兴特色及重点,进行反映区域特色的弹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科学评价与识别不同类型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障碍问题的关键。【方法】立足重庆分层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实际,提出弹性评价思路,并采用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法、障碍度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评价分析。【结果】①重庆县域尺度乡村振兴弹性评价指标体系由“17个基本指标+6个特色指标”构成。②“十三五”期末重庆先行示范类、积极推进类、重点帮扶类三类区县乡村振兴水平总体不高,20个样本区县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评价值位于0.22~0.67,且三类区县间具有明显差距,其中重点帮扶类区县发展水平最低。③乡村振兴各维度发展水平不一,实现度为生活富裕54%、乡风文明47%、治理有效47%、生态宜居43%、产业兴旺42%、特色发展40%;同时三类区县间各维度发展水平具有明显差距,尤其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特色发展四个维度,最大实现度差距分别为21、23、46、20个百分点。④三类区县乡村振兴水平均受到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占比、集体经济强村比重、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5个障碍因子的制约,但不同类型区县的障碍度有差异,同时三类区县还分别受到产业融合发展平台个数、“两品一标”农产品产量占比、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3个指标的影响制约。【结论】重庆三类区县乡村振兴水平不高,各维度发展水平不一,三类区县间具有明显差距,主要受到六个维度八大障碍因子的制约。下一步要加大力度推进各维度发展,并不断缩小三类区县间差距,促进重庆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弹性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框架研究——基于“时间、尺度、区域”三维特征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目标导向、评价考核、监测纠偏等功能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起点。针对当前乡村振兴评价指标设置缺少灵活性的现状,研究构建乡村振兴弹性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框架。首先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分阶段实施、坚持五级书记抓、不同区域条件差异性等特点,分析提炼评价对象的“时间、尺度、区域”三维特征;立足三维特征对评价指标设置的影响分析,构建由“基本指标(尺度维度)+特色指标(区域维度)+动态指标(时间维度)”组成的弹性评价指标框架;再基于对乡村振兴“五位一体”目标任务的分解提炼,提出弹性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应突出产业“四化”提升、生态“四宜”建设、乡风文明“三水平”提升、治理“三治”有效、生活富裕“两维”一体等战略重点;最后构建形成乡村振兴弹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框架,并提出应用建议。

无人机光学侦察载荷地面分辨力评估方法

介绍了国内外大型无人机光学侦察载荷技术发展现状。针对大型无人机各型光学侦察载荷的对地侦察分辨能力性能指标考核要求,提出了等效地面分辨力性能指标换算方法,明确了地面分辨力测试靶标设计思路与布设方式,给出了地面分辨力的直观与客观评估途径,从而实现对大型无人机地面分辨力定量测试与评估。经过工程飞行试验验证,该评估方法合理、科学、准确,可用于大型无人机各型光学侦察载荷地面分辨力性能指标试验验证。

新型经营主体劳均适度规模及其实现难易程度

新型经营主体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使得农村劳动力紧缺,因地制宜地研究新型经营主体劳均适度规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新型经营主体调查数据及石门镇各村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利润最大化,从产业异质化视角,以劳均适度规模为出发点,测算出不同产业类型新型经营主体的适度经营规模,并运用熵权法评估石门镇村级适度规模实现难易程度.结果显示:①石门镇新型经营主体大部分未能达到适度规模,只有少部分主体达到或超过适度规模值.劳均适度经营规模中“度”值最大的为果蔬产业(3.42 hm^(2)),最小的为花木产业(0.29 hm^(2)).②石门镇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难度整体较大,其中李家村为较易,金龙村、白坪村为一般,永安村为较难.测算出不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明确地区实现适度规模难易程度,可认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新型农业发展的差异,有助于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差别化培育,为丘陵山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丘陵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时空扩展特征及驱动力分析——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为探究农业生产向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合作社的区位选择与建设、发展,促进不同类型合作社的精准培育,研究选取重庆市江津区作为研究区,基于江津区2005—2019年合作社微观面板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合作社时空扩展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合作社发展呈现3个增长阶段,2005—2010年起步缓慢增长,2011—2015年稳步快速增长,2016—2019年成熟缓慢增长;(2)在空间上显著聚集,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不同产业类型和种养规模分类下各类合作社空间分布均呈显著聚集;(3)合作社整体呈西北—东南分布并向东南方扩张;(4)乡村劳动力和交通运输是影响合作社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如对果蔬、粮油、畜禽、综合、花椒和服务类合作社影响最大是乡村劳动力,而对特色类合作社影响最大的是交通运输。综上,江津区农民专业合作社随时间变化数量呈阶段性增长,空间分布显著聚集且向东南方扩张,社会经济因素对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大于自然因素。

“三生空间”视域下近40年长江经济带景观生态安全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是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带,其“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三生空间)时空格局对长江经济带景观生态安全和人类福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基于1980年、1990年、2010年、2020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考虑三生空间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对应关系,运用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198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的景观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等方面探索其变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198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以生态空间为主,占三生空间总面积的66%以上,且以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的相互转换为主。(2)198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景观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生产空间不安全区面积占比先减少后微增;生活空间不安全区面积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中等安全区与较安全区面积占比呈增加趋势;生态空间较安全区与安全区面积占比呈波动上升趋势。(3)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景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显著。其中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安全区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而生态空间安全区集中于长江中上游山区、赣南与浙南等地区。(4)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景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分布较稳定,但是内部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其中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川西、滇西、贵鄂湘赣部分地区以及浙南地区,而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5)土地利用对三生空间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演变影响最为显著,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影响力次之。因此应优化三生空间布局,以促进三生空间景观生态功能协同发挥,提升景观生态安全水平,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三位一体视角下三峡库区耕地资源内外转换轨迹和特征——以江津区为例

耕地资源约束趋紧下,区域发展和多维消费需求取决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揭示变化耕地的转换轨迹及“数、质、生”特征是确保耕地得到有效三位保护的前提,也是未来耕地保护的施策重点。基于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和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采用土地利用转换矩阵和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从耕地内部和外部变化两个方向切入,找出不同时段耕地内外转换的轨迹,解析转换水旱地的“三位”特征,探究了转换耕地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耕地转换以外部转换为主,2009—2012年、2012—2015年、2015—2018年3个阶段均有发生,主要转换类型为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间的互转,内部转换仅发生在2015—2018年,旱地转水田和水田转旱地数量基本相当。(2)转换耕地质量总体偏高,其中转出旱地主要在10—11等,转出水田主要在8等,而转入旱地以8—12等为主,转入水田以8—9等为主。(3)转换耕地主要分布在低和较高生态风险区,其中旱地转出转入与水田转出均主要发生在低生态风险区,而水田转入主要发生在较高生态风险区。由此可见近10年来耕地转换轨迹从单一外部转换向内外部多元地类转换,同时水田与旱地互转存在显著的阶段性,且低生态风险中高质量的耕地更易被转换。

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及其贡献分析

为了指引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时空配置,保障区域"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从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出发,应用等级折算系数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未利用地开发和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并借助分层聚类法划分出单位新增耕地潜力区,阐明了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对区域新增耕地总潜力的贡献率。结果表明:重庆市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按等折算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耕地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中山区和渝东南低、中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西方山丘陵区;未利用地开发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西方山丘陵区和渝中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土地复垦单位潜力Ⅰ级区全部分布在渝西方山丘陵区,Ⅱ级区集中在渝东南低、中山区和渝东北中山区。按等折算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既将新增耕地数量和质量紧密与各区县被占用耕地等级挂钩,有利于区域耕地占补平衡从数量到质量的真正落实,又削弱了各区县不同类型土地开发整理可整理面积本身存在的差异对新增耕地潜力测算结果的影响,分级结果更具实际意义,有利于从区域实际出发,高效地安排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项目启动时序及空间配置,获得资源优势的空间互补。

丘陵区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

土地顺畅流转并带动各种资源高效整合和土地价值提升是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文以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小园村和永兴镇黄庄村、旸岩村为研究区，将流转地块图件数据与农村经济统计数据、农户调查数据有机结合，采用收益还原法、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对耕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发展权价值进行估算，探讨了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土地分散小户经营与集中规模经营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田块规模扩大、形状趋于规则、田面更加平整，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田块平均面积、平均形状指数和平整度指数的相对改善程度分别为38.19%、2.54%和30.95%，田间道路密度与沟渠密度指数的绝对改善程度分别达50和75 m/hm2以上；生产成本增加，但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土地流转后每公顷人工成本和农资成本分别高出流转前的1.58～24.84倍和1.22～8.04倍，而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本产出率分别高出流转前的21.46～45.74倍、6.26～14.59倍和1.09～3.71倍，且总投入产出率均高于流转前的1.1倍以上；农业发展投资主体由一元化转为多元化。土地流转前农户自筹资金占100%，土地流转后自筹资金与政府投资占比分别介于24.53%～79.31%和20.69%～75.47%之间，且样区Q1和Q6分别引入了18%和13.54%的社会资金；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在土地流转后均提高2倍多，而生态价值降低，平均损失率达34.83%，价值结构不均衡在加剧。因此，在产业政策导向下整合各涉农部门资金集中进行田块规划和农业基础设施改造或续建，建立以土地整治为先导，在市场利益驱动和政府引导下农户自主或委托村集体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思路，既促进土地向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顺畅流转，带动产业类型与经营模式双重转变，又有效整合土地、设施、资金、劳动力和农资等农业生产要素，发挥资源整合效率，还极大提升了土地综合价值。

基于GIS的农村道路体系空间格局及地形梯度分异效应分析——以重庆市忠县拔山镇为例

立足丘陵山区农村道路结构功能与布局特点,以重庆市忠县拔山镇为例,研究地貌形态差异显著的地理空间单元农村道路体系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在海拔高度、坡度、坡向、地形起伏度、地表切割深度、平面变率和剖面变率7个地貌形态要素上的梯度分异效应。结果表明:地势越平坦的地理空间单元农村道路体系结构越均衡、网络效率越高,且区位优势越突出的单元,农村道路网络越发达;农村道路通达弹性大但不同类型道路地形梯度效应既具有差异性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农村道路体系中,生产路所占比例高于机耕道和农村公路,其对地形梯度变化的适宜性相对较强;各地形梯度上生产路、机耕道和农村公路互为补充,具有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及其组合效应的叠加性。因此,农村道路体系以一定的结构和功能融于农业自然人文景观,多顺应区域局地微地貌形态而建,在一定程度上,其空间格局受微地貌形态"引导与阻隔效应"甚为显著。

匹多莫德联合利巴韦林在小儿手足口病中应用对炎性因子、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和血生化指标影响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匹多莫德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小儿手足口病对炎性因子、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乳酸、D-二聚体和降钙素原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因手足口病需治疗患儿108例,按入院时间分为2组,每组54例,设置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儿均予以隔离治疗,观察组予以匹多莫德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对照组予以利巴韦林治疗,于入院时和治疗6天后分别抽取静脉血5mL,比较两组炎性因子、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乳酸、D-二聚体和降钙素原。结果:两组治疗前炎性因子、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乳酸、D-二聚体和降钙素原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CRP、IL-6和TNF-α均低于治疗前(P<0.05),观察组治疗后CRP、IL-6和TNF-α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比较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后CD3、CD4和CD4/CD8、IgG、IgA和IgM均显著高于本组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CD3、CD4和CD4/CD8、IgG、IgA和IgM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比较有显著性(P<0.05)。两组治疗后乳酸、D-二聚体和降钙素原均显著低于本组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乳酸、D-二聚体和降钙素原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匹多莫德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小儿手足口病临床效果较好,可有效降低炎性反应,增强免疫功能,改善临床生化指标,推荐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农村田间道路工程对局地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影响

从田间道、生产路尺度,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与农地整理结合试点下重庆市合川区大石镇高川等4个行政村田间道路廊道特征及其不同缓冲带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研究表明:①新农村建设与农地整理结合试点下农村田间道路建设标准逐步提高.生产路密度从51.103 m/hm2降到45.581 m/hm2,田间道密度从12.934 m/hm2提高到22.11 m/hm2,连通度从41.94%提升到55.06%,环通度从12.62%提升到32.38%.②田坎路与废弃道路的复耕和道路沿线田块规整,改善了景观破碎度.斑块边界的复杂弯曲程度降低,斑块形状规则化程度与连接度提高,景观破碎度减小.③农村田间道路对土地利用景观干扰强弱呈规律性变化.田间道10 m以内干扰强度最剧烈,10～25 m较剧烈,25 m以外干扰度随距离增加逐渐衰减.生产路2.5 m以内干扰度随距离增加急剧增强,2.5～10 m干扰度最强且随距离增加而减弱,10～30 m干扰强度基本不变,30 m以外随距离增加干扰度逐渐衰减.

土地流转农户生计转型中生计资本整合特征及效益

为了揭示土地流转下异质性农户的生计资本整合特征,该文基于267户流转农户调查数据,将农户划分为稳定型纯农户、非农化纯农户、稳定型兼业户、非农化兼业户和稳定型弃农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并采用雷达图、生计资本扰动指数与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剖析了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整合的方向、强度及效益。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前,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在人力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优势,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在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上占优势;2)土地流转后,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侧重整合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侧重整合生产资本,稳定型弃农户整合方向不明显。3)生计资本扰动指数非农化纯农户(0.169)>非农化兼业户(0.144)>稳定型纯农户(0.124)>稳定型兼业户(0.105)>稳定型弃农户(0.098),生计资本整合强度非农化农户高于稳定型农户;4)生计资本增长指数非农化兼业户(0.135)>非农化纯农户(0.120)>稳定型兼业户(0.094)>稳定型弃农户(0.093)>稳定型纯农户(0.088),生计资本整合效益非农化农户亦显著优于稳定型农户。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对农户生计资本整合与土地流转互动机制的认识,以期为促进土地顺畅流转实现"失地/得地"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丘陵山区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空演变及产业响应

探索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动态演变过程,明晰主体发展与产业间的响应关系,以期为构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参考.以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园核心区的慈云镇为例,基于2000-2019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微观面板数据,从经营主体多元化视角,解析近20年各类新型主体的进退动态发展过程,并采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分析各类主体时空格局演变方向,进而采用邻近性指数等方法探讨主体间的产业关联,从而揭示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过程-格局-产业响应.结果表明:①慈云镇形成了“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多元新型主体融合发展格局,各类主体增长年际变化过程具有一致的阶段性,2000-2008年(缓慢减少、相对较枯期)、2009-2015年(快速增长、相对较丰期)、2016-2019年(缓慢减少、相对较枯期),但不同类型主体在增长速率、增长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主体间发展不平衡.②不同时间阶段新增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布均呈东北-西南方向,但空间演化存在显著差异.③多元化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刺激了产业多元化发展,催生了类型多样化、规模差异化、空间邻近弱的“花-菜-果-粮-养-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慈云镇新型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各类主体时空演变具有阶段性差异化增长特征,现阶段主体培育与产业发展相互融合,彼此响应,主体间表现出分工关联、上下游关联、市场关联、空间关联等多元化产业关系,应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提升主体间产业关联效应.

论农村土地价值体系

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农村土地借助土地流转与整治平台被不断盘活,而土地流转与整治过程诱发的农村土地价值转移和转化,促使农村土地价值体系构建成为目前土地利用决策和耕地保护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采用文献资料法,从耕地价值和宅基地价值2个层面,论述了农村土地价值构成体系与估算方法。研究表明:(1)耕地价值体系框架已成型,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发展权价值、国家粮食战略安全价值等物质价值和选择价值、存在价值、馈赠价值等精神价值。但由于对土地价值认知的不足,通常重经济价值、轻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国家粮食战略安全价值,而忽略发展权价值与精神价值;(2)宅基地价值体系尚不清晰,从产权价值和资源价值来看,其亦可分为承载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发展权价值;(3)从估算方法来看,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影子工程法、条件价值评估法在耕地价值估算中应用较为成熟,但宅基地价值估算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定性探讨。为此,农村土地价值体系重构中,应充分考虑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产权和土地利用形式上的特殊性,进一步挖掘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内涵,而农村土地价值测算中应显化土地发展权价值,并借鉴农用地、城镇建设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等研究成果,创新宅基地价值估算方法。

乡村土地资源整合模式:土地流转与整治

受耕地细碎化、宅基地空置化、土地利用粗放化、耕地保护严峻化和新型四化同步推进的多维驱动影响,乡村土地顺畅流转并带动城乡资源高效整合成为我国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互动机制创新的难点。为此,从土地产权流转、农用地整治和建设用地整治三个层面,论述了乡村土地资源整合模式。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是土地使用权转移和收益再分配,农用地整治是土地自然属性与利用方式的重构和调整,而居民点复垦、新村建设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布局优化和整体效用的提升。尽管从土地产权和工程改造层面,构建了特定区域或特定目标的土地产权流转模式和田-水-路-林-村工程建设模式,但尚未形成"协调、互动、统筹"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模式体系。因此,如何将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融为一体,通过政策引导与工程改造双向加力,搭建城乡资源高效整合和双向流动的统筹链,成为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耦合模式创新的关键点。而该模式的创新发展,既应突破土地流转体制障碍,又应突破新增耕地受路、沟、渠、林等占用多且乱的限制,农业产业化受土地细碎化、基础设施薄弱化的限制,城乡建设用地受置换不对接的限制,还应吻合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现实发展态势。

聚乙二醇4000联合西甲硅油乳剂治疗儿童便秘的疗效分析

目的:评价聚乙二醇4000(福松散剂)联合西甲硅油乳剂治疗儿童便秘的效果。方法:收集2015年1-12月来我院就诊的135例便秘儿童,根据治疗方法分为A组30例、B组45例、C组60例。A组仅给予基础治疗,包括排便习惯训练、合理膳食、足量饮水、增加体育锻炼及心理治疗;B组给予基础治疗并口服聚乙二醇4000;C组给予基础治疗同时口服聚乙二醇4000及西甲硅油乳剂。随访观察三组患儿接受治疗后便秘症状缓解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B组、C组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均高于A组,C组治愈率及总有效率高于B组(P均<0.05),三组患儿肝肾功能在治疗前后均无明显变化。结论:聚乙二醇4000及西甲硅油乳剂均对儿童便秘有治疗效果,但聚乙二醇4000联合西甲硅油乳剂治疗效果更佳,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手足口病并发急性迟缓性麻痹疗效分析

手足口病（HFMD）是一种小儿高发的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丙类传染病，重症病例多由肠道病毒71型（EV71）感染引起，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高。EV71感染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严重损伤及心肺功能衰竭，可以通过感染或损害脊髓前脚运动神经元而造成患儿肢体瘫痪。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是一种具有促进中枢及外周神经元存活、生长发育、分化、再生作用的神经营养因子［1］。本科对HFMD并发急性迟缓性麻痹（AFP）患儿采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取得较好的瘫痪肢体康复效果。报告如下。

新型四化下耕地集约利用的时代要求与启示

伴随"新型四化"同步快速推进,在短期内土地需求集中释放,造成城市周边优质耕地资源大量被建设用地所吞噬,而乡村耕地资源快速非农化与闲置低效利用并存的局面,对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硬要求有增无减,亟需推进耕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本文首先从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发展需求和理论创新需求3个方面,阐明了耕地集约利用研究的时代要求,即它既是"保障粮食安全、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战略需求,又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区域发展需求,还是"全方位、多尺度、多视角解析耕地集约利用特征"的理论创新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及未来微观尺度研究的重点进行了思考与展望: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需顺应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新要求而提炼升华,微观尺度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需兼顾经营主体行为的异质性和动态性,并且驱动机理需系统分析地块-主体-区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