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伦理学到历史民族志--访著名人类学者张佩国教授

张佩国教授在访谈中从自己的个人学术经历出发,谈到他对华北、江南以及徽州乡村社会的地权、林权、坟山等问题的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历史人类学方法在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涵盖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知识论等人类学核心问题。

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浅谈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

近代以来 ,在急剧变动的历史进程中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加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 ,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 ,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虽然中国迟缓的近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 ,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传统乡村结构 ,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 ,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其实 ,现代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持久冲击和无尽的困惑依然存在。这是我们今天也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刊发在本期“乡村史研究”的一组文章 ,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珍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观点。诚如本栏论文所言 ,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能够超越具体的理论模式 ,“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因为他有着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之间充分比较的认识条件”。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的深入 。

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

在近代江南乡村，尽管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家产的男系传承原则使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权可言。在家庭结构健全的场合，妇女根本就无权获得家产份额。寡妇相对而言有一定的家产处置权，但那仅仅是代儿孙监管而已，在寡妇无子的情况下，还要将家产捐给族里。出嫁女获赠“奁田”，娘家有随时收回的权利。因此，妇女的所谓“财产权”是残缺的，在家族共财制的农业社会的历史场境中，这是很容易解释的。［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Ｄ４４２．

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

在有关二十世纪中国乡村革命的研究中 ,存在着诸多的叙事困境 ,如“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两难 ,革命叙事中的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的背离 ,地主与农民的对立 ,国家权力与村落社会的二元解释等等。突破这些困境所采取的研究策略 ,应是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去观察、理解农民行为的社会历史空间。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

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

村籍和地权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近代江南的有些村庄，能否成为“村子里的人”即取得村籍，是在某个村庄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反过来，某人在某村拥有土地，也未必被村人视为“村子里的人”，有时仍被称作“外来户”。在江南乡村，即使是经过入赘（即成为“上门姑爷”）或收继（成为养子，又称“螟蛉子”）这样的婚姻和准血缘关系，也不能融合进入家族血缘关系网络中，即是说，赘婿和养子仍被族人视为外人。在农民的村籍现念中，村落和宗族是合二为一的，其逻辑是封闭的族群关系网络背后隐含着村民对本村土地权的资源独占观念。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

本文以"事件束"为切入点,遵循"整体生存伦理"的民族志认识论原则,把林权与水权置于当地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表述中,从"他者"的视角全面审视林权与水权的历史实践,揭示林权与水权背后的民间法秩序。

土地资源与权力网络——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

华北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其自然———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即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与内向封闭型的村落社区结构相伴而生。而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村落内部的土地资源分配表现为地权的相对集中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相始终，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配也极不平衡。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宗族取向是华北村落社区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与结构制约。在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国家权力对华北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征税，而乡区长、保甲长处于行政权力与村落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其社会角色已从士绅转向土豪劣绅。要而言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

乡村房产纠纷中的成员权及其实践逻辑

当代中国乡村有很多围绕房产而产生的纠纷,其实践逻辑是家族共财制和村落成员权,因此,家族和村落就成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态;而村落成员权则是村落传统的发明,呈现了“公”、“私”相对化的实践逻辑。乡村纠纷就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用简单的概念化书写不足以解释。

近代江南的农家生计与家庭再生产

一个个有着独立生计的家户是土地占有和经营的基本单位 ,故农家生计的解释对理解乡村地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以往所谓“农家经济”的研究 ,实际上是从经济学的学科视野对农家生计做单一化的学科分析 ,离农民的日常生活尚有一定的距离。近代江南农民在狭小的家庭土地占有和经营规模条件下 ,普遍地选择兼业 ,除经济的考虑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人口的再生产需要和宗祧继承的家族伦理观念 ,溺女婴就是一个典型地建立在文化习俗基础上的经济选择。着眼于现代化理论视角的分析 ,其价值诉求隐含了更多的应然判断 ,其逻辑是近代江南农民的经营方式不合理之处甚多 ,应该朝着合理的现代化方向努力。而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空间中 ,江南农民的家庭生计只能是这样的一种境况。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相比 。

传承与创新:当代中国青年道德人格的转型

传承与创新当代中国青年道德人格的转型■张佩国道德传统是通过代际差异调适过程中的文化传递而得以传承和创新的。当代中国青年对伦理价值的选择与道德判断的生成，都与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代际差异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代际差异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社会现象，...

反抗与惩罚 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

20世纪50年代互助组、合作化、统购统销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呈现了反抗和惩罚并存的实践面相。在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反抗可能部分地映射了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生存伦理,而从社会工程和治理的角度看,反抗则会演变为破坏从而招致更为正式化的惩罚。全能主义姿态的治理实践与村落传统有机结合,惩罚的政治化与反抗的日常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政治和法律实践的基本逻辑。

近代山东农村土地占有权分配的历史演变

受人地关系、自然生态因素、市场体系、农民家庭结构、村落家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清季至民国初年，山东农村的土地占有格局基本上呈现了由集中到分散的总体趋势。清末民初，自耕农占山东农村人口的绝大部分，即是土地占有权分散化的表现。从农家经济层面看，地主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此消彼长，反映了这一土地占有权变动的基本格局。

近代山东的征税体制与村落权力结构

近代山东农民负担沉重，田赋种类繁多，加之度量衡、亩制和币制的混乱，以及田赋征收制度不合理，致使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农村基层统治结构中日趋虚弱，弊端丛生。为了通过征税系统实行国家权力对村落社区的统治，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惜任用土豪劣绅、盗匪恶霸充当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横征暴敛，武断乡曲，欺压百姓，从而使基于征税、摊款所产生的官民政治冲突，超出了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经济剥削程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地方善举的贡赋化——清代嘉定县的善堂经营

在清代嘉定县,官府通过绅士充任堂董办理善堂,官产和民产的界限也比较模糊。绅士充任善堂董事确有赔垫情形,这主要是由岁歉及堂产经营流弊所致,故绅董司年、司月轮值,也是减轻赔垫压力的制度安排。绅士"捐资襄助",充任善堂董事,是以免派徭役为条件的。善堂经营中"节省治理"所凸显的协商性权力关系,将官府既要控制又要节省、民间既要自主又要寻求庇护的矛盾性格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呈现了地方善举的"贡赋化"实践逻辑。

社会史学整合论

在学科本位理念主导下的社会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遇到了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 是碎割化的学科框架很难对社会历史变迁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从狭隘的学科意识走向开放的问题意识，才 是改变上述流弊的关键；而基于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关系网络，则“全息”性地蕴含了特定的社 会历史内涵，对于社会史研究中学科方法的整合不啻是一个绝好的透视点。

制度与话语:近代江南乡村的分家析产

家计、家产、家业统一于农民家族共财的财产和伦理观念中,家计独立的同族间各家户仍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和互惠关系,而分家析产后父子、兄弟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财产关系。从纵向看,分家析产是家业在父子间的代际传递;从横向看,它又是家产在兄弟间的分割。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家族共财既是一种有着浓厚伦理意味的财产观念,又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现在又何尝不是这样)。在分家析产过程中,家族成员的财产边界模糊不清,其话语背后的“潜规则”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每个人都想从有限的家产中分得最大的份额。分家析产也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形式,它造就了狭小的农地经营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但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既是分家析产制度的结果,又使农民的家产传递跳不出分家析产的家族共财制樊篱,这是一个制度怪圈。

农民的财产边界与近代中国司法的性质

传统中国司法重在维护“差序格局”的社会秩序 ,当事人的财产诉求就自然地要退居次要的地位 ,这一特点在近代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而存在 ,即使是地方司法官判决诉讼当事人一方得到了他应得的财产 ,那也只能称为他得到了其“既得利益”。伦理本位的关系格局、习俗调控的权力体系 ,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造 ,它是家族本位的财产法秩序的基础 ,进而决定了近代中国司法在当时的历史空间中只能扮演行政性工具这样的角色 ,其本质在于维护伦理化的政治秩序 ,而不重私人财产的保护。

“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

"插花山"作为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融合了地理景观、历史记忆、道德表述、农业技术、市场体系等诸多要素。而这些学术性字眼,在当地人的表述中,会还原为日常生活实践,比如"祠堂山"、"势力山场"、"种跳田"等等。而这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在地理解范畴",但却是"插花山"作为"在地"林权形态的实践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