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市场分割与出口产品质量

数字经济对企业的生产选择和贸易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采用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国家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市场分割的视角出发分析数字赋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市场分割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提升作用,而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的交互作用却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的交互作用会对国有性质、有海外子公司、位于中西部地区和生产非高技术含量产品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更明显的抑制效果。此外,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会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势力、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强进口强度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据此提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数据的质量保证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金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泊松模型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金融错配会通过加大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与内部代理成本,增加企业创新活动失败的风险并挤出绿色研发资金,从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及高管良好的教育背景,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负向影响;金融错配对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文章对既有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形成有效补充,可为完善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新冠疫情肆虐、地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成为全球投资的避风港。“沪港通”机制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外资金流通的重要平台,这不仅促使资本市场与企业治理之间反复博弈,而且深刻影响企业微观行为。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易受外部政策环境、内部治理等因素的影响。“沪港通”机制的落地落实,在加速资本市场开放的同时,可通过强化企业外部监督、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方式,提升其社会责任绩效,这一点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如果营商环境好,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正外部性越大。资本市场开放的这种积极作用,为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力的提升给出了理论解释。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效应的统计检验

文章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激发创业活力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3)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由于地区特征差异和区位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高信任水平和高受教育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东部地区,其正向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有何影响是一个亟待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银行信贷风险,致使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相对于东部地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利用中国2005—2015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两个方面分析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检验这种作用是否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研究结论为:1.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规模扩张还是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均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西部地区;3.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高于国有企业。

新时期优化产业转移演化路径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基于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产业共生视角的分析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产业共生视角,分析“国际大循环”战略下中国产业转移实践、产业转移不同模式的特点以及产业转移不同阶段的差异。立足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抉择,通过对产业转移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的双重维度分析,研究了中国产业转移的演化路径以及产业转移“共生系统”与“共生环境”的交互作用。应立足于“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同时主动把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RCEP签署的重要机遇,统筹国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转移,根据产业转移在不同演化路径下的差异化需要更合理地引导产业转移。同时,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充分发挥信息共享优势、稳定政策指导、优化外部环境、建设标准化体系等以实现中国产业转移的高级化演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区域发展新格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供给和需求两端处于结构性调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将重心转移到服务国内需要上,充分发挥内需潜力,提高经济竞争力和韧性,并以此为基础,主动地、开放地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须全局地、系统地、开放地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入手,多措并举地畅通和优化"双循环",构建区域平衡发展、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

以109家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以企业家因素为核心,基于战略管理理论和系统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中小企业国际化产生了显著影响。人力资本中,企业家经验和能力均对国际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国内社会资本与国际化显著负相关,国外社会资本则与国际化显著正相关。企业家能力与国外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关系: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对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基于协同理论,构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演进的评价模型,测算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度,并采用 TVP-VAR模型进一步检验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关系的动态特征。研究结论显示:(1)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协同关系,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同度不断提高。(2)技术创新推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其推动作用呈现由弱趋强的演化轨迹;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综合指数的影响作用也不断强化,但作用方向呈现正向和负向交替出现的态势。(3)产业升级促进了技术创新,其促进作用呈现由弱趋强的动态变动趋势,特别是产业升级对技术创新环境与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整个样本期均非常明显。本文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层机理,以至于有效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困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研究

外资企业具有内资企业无法获得的所有权优势,是实现"以市场换技术"推动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的先决条件。本文使用1998-2007年我国326696家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在利用LP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一阶随机占优方法检验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高于内资企业,并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进一步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明显高于港澳台企业与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除港澳台企业在生产率低分位数(20%分位数及其以下)外,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皆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且在高生产率分位数上所有权优势更显著。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人力资源重心空间变动比较

运用重心模型计算和研究了1995—2011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源的空间轨迹变动,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相对不均,尤其是东西横向失衡较突出,人力资源区域配置同高新技术产业重心变动趋同,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配置影响显著,产业层次越高、越集聚引致人才的层次也越高、越集聚。因此,提出应提高西部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来协调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从而形成合理的高层次人力资源配置,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与产业升级等相关策略。

金融发展、企业主营业务与企业发展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背景,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主营业务能力视角,审视金融发展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作为中介渠道发挥遮掩效应,即企业主营业务能力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金融发展抑制了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从而遮掩了其正面效应。这与金融发展背景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主营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由此提出应当逐步优化金融结构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资本错配,使金融发展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替代互补效应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基础,采用我国1979—2001年的经济数据估计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外资政策时,不应简单地假定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增加东道主国家的投资和生产能力。

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发展现状:偏离份额分析

陕西支柱产业作为陕西产业系统的主体和骨骼、作为陕西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目前的发展现状如何 ?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产业相比 ,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能否带动陕西实现工业强省战略。本文以 1998- 2 0 0 2年陕西八个支柱产业所涉及的 2 2个大类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变化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偏离份额技术 ,分析陕西支柱产业的发展现状。结果显示 ,陕西八个工业支柱产业的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基本趋于合理 ,但总体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整体产业竞争力较差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缺乏竞争力 ,产业带动力不强 。

外资流入与国内投资、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与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及国内银行巨额存差并存的现象。面对内外资的“双溢出”,本文基于我国1979—2001年间的经济数据,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成器的基础上,运用相应的计量技术分析外资流入对我国内投资、国内储蓄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流入总额对国内总投资和总储蓄皆产生促进作用,但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外资流入的三种形式对国内投资和国内储蓄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市场竞争及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

本文使用我国2000—2003年201个四位码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变量。国内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产生负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正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相同数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存在对不同国家、地区或行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规模经济程度、扩张成本与本土轿车企业发展——基于不完全信息离散动态博弈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离散动态博弈模型,利用2008—2012年中国轿车企业的月度数据,分析本土轿车企业的静态异质性即规模经济程度和扩张成本及动态异质性即最优竞争战略。研究发现:规模经济程度和扩张成本存在负向关联性,规模经济程度越高,扩张成本越低;本土企业存在与其规模不相匹配的高扩张成本,韩资企业的扩张是本土企业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本土企业的高扩张成本与其产品线的低端聚集密不可分。

论政府农业上的政策性偏差及取向

论政府农业上的政策性偏差及取向张倩肖王荣鸽一、政府在农业上的政策性偏差建国四十多年来，为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农业生产，政府采取了推广实用技术、加快农田建设、增加物质投入、放开粮食价格、实行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措施，使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１３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