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与历史使命

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更多体现在经世救国、批判封建制度、引进西方法治理念等多个方面。湖南人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更具有时代使命感。湖南人将自己的法制思想与法制理念付诸实践,尽管有挫折,有失败,但湖南人百折不回,视死如归。湖南人时刻不忘自己的历史使命,建设一个法制、民主、富强的中国,是近现代湖南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俸禄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之一,俸禄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官员的廉洁状况。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典型的薄俸制,历来有"最薄"之说。明代的薄俸制,严重影响了明代的政治生活,造成廉吏难支、贪风不息等恶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

从产生到废止,赎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赎刑被新刑法典拒之门外。理性对待赎刑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应去除赎刑中的特权因素,继承赎刑中的理性成分,对赎刑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造,使赎刑古为今用。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评估肺浸润性腺癌病理亚型及组织学分级的价值

目的研究^(18)F-FDG PET/CT代谢参数与肺腺癌组织学分级和病理各亚型组间差异,并确定肺腺癌组织学分级的代谢参数临界值。方法收集75例经病理证实为原发性肺腺癌患者的PET/CT图像,测量PET/CT代谢参数最大标准化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平均标准化摄取值(SUVmean)、代谢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MTV)和总病变糖酵解量(total lesion glycolysis,TLG)。分析肺腺癌的病理亚型及组织学分级与肿瘤SUVmax、SUVmean、MTV、TLG的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PET/CT各代谢参数评估肺腺癌组织学分级的诊断效能并确定组织学分级间各代谢参数截断值。结果SUVmax、SUVmean、TLG在病理亚型分组及组织学分级中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微乳头为主型、实体为主型代谢参数高于其它分组,高级别组织学分级代谢参数高于低级别组织学分级;ROC曲线分析确定低级别肺腺癌SUVmax截断值为3.848(敏感性79.5%,特异性90.0%),SUVmen截断值为2.358(敏感性77.3%,特异性90.0%);确定高级别肺腺癌SUVmax截断值为10.422(敏感性81.0%,特异性84.1%),SUVmean截断值为6.298(敏感性81.0%,特异性86.4%),TLG截断值为126.06(敏感性81.0%,特异性86.4%)。结论PET/CT代谢参数在病理亚型及组织学分级中的相关性可以用于临床制定治疗方案及判断预后复发风险;确定了PET/CT代谢参数SUVmax、SUVmean在肺腺癌组织分级的截断值,并且有较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可以用于肺腺癌分级的诊断。

论我国古代刑律中的人性化成份

由于我国古代儒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因此儒家在解释和制定法律时也非常强调人的价值,突出人本思想。古代刑律中的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亲属相隐的法律规定,将亲情注入法律之中;二是存留养亲制度,将儒家的孝道观念注入刑律之中;三是老小废疾收赎不刑,体现法律对弱势人群的关怀;四是对监狱在押囚犯的各种恤囚规定。

超越之后的困惑——论近现代湖南人法制思想的时代性与局限性

湖南籍的近现代人物中,虽没有出现像沈家本那样的法学大家,但从王夫之到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宋教仁、黄兴以及毛泽东、李达、胡耀邦等人,其思想体系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法制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或是开风气之先,或是引领着中国法制思想的发展方向,湘籍人物法治思想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然湘籍人物的法制思想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湘籍人物在法制思想上的种种局限性,对我国引进西方法治文明、健全中国法制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朱元璋重典惩贪得失新论

朱元璋对贪污腐败的打击超过百姓的想象与期望 ,因而赢得了后世学者与百姓的赞颂。但朱元璋把法律作为恐吓百官的工具 ,任意刑杀 ,酷刑、肉刑叠出 ,冤假错案不断 ,给社会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此外 ,明代俸禄太低 ,超过了做一个廉吏所能忍受的极限 ,影响了重典惩贪的成效 ,也是造成有明一代贪污腐败比历朝历代都烈的原因。

论唐律赃罪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

唐律首创赃罪,立法严密,惩罚严厉,对有效预防和打击贪赃腐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唐律赃罪具有明显的现代价值,表现在:立法严密,使一切贪赃腐败分子无法律漏洞可钻;惩罚严厉,对一切有贪腐之念尚无贪腐之行的官吏有极大的震慑作用;其他制度如完善的监察制度、廉政教育以及厚禄养廉的配合,保障了法律的实施并取得廉政的成功。

法律化、公开化和法定化——中国刑法限制刑罚权的历史进程

在我国刑罚史上,对刑罚权的限制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嬗变,即从法律化到公开化再到法定化的限制刑罚权的历史进程。法律化使刑罚权从无限走向有限,公开化使刑罚权从神秘走向公开,而法定化则使刑罚权从擅断走向了法断。

从执行方式的古今对照看死刑的命运

古代死刑的不同执行方式构成了死刑本身的差等之序,也即是各个不同严厉程度的死刑刑种。不同严厉程度的死刑刑种体现了刑罚分配中的公平。不同时代的死刑具有不同缺点,古代的多种残酷死刑共存违背了人道观念,而现代的单一死刑又违背了公平。死刑本身存在人道和公平不可兼得的内在缺陷。

论古代肉刑存废之争

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后世非议者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废除肉刑后,斩右趾者弃市,生刑入死刑,故被认为是徒有轻刑之名,而有重刑之实;二是在徒刑与死刑之间没有中间刑,导致刑制本身的不合理。新五刑的出现,流刑成了正式刑种,解决了刑制轻重不当的问题,恢复肉刑的声音也就日见微弱了。

毛泽东晚年宪法观发展嬗变探析

建国后,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1954年宪法,从而构建了“五四宪法”这一新型的法统体系,初步实现了自青年时期以来他所追求的以革命手段来确立人民法统的愿望。在此基础上,1956年前后,毛泽东对民主宪政道路继续作了艰难的探索,形成了许多理论成果。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开始,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实质在国家权力运行中却没有能够继续完全得到贯彻落实。“人治”因素逐渐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中国宪政文化先天不足的客观因素,也有毛泽东主观上对宪政、法治的作用认识不足等的主观因素,当今克服其对宪政认识不足的方面,发扬其宪法思想中的精华是新的历史任务。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的制度化轨迹——论先秦儒家的人才思想与选才原则

从世官制向选贤举能的转折时期,作为人才集聚最大群体的儒家,对选贤的定义、人才的标准、选贤的方式以及选才的原则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对世官制是强有力的冲击,同时也为我国古代人才观念的转变以及人才选拔走向制度化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论“入世”对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促进意义

“入世”将加速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从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来说 ,加入WTO ,中国必须一揽子接受其法律原则 ,通过立、改、废来达到与WTO法律原则一致 ;从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来说 ,“入世”之后 ,将对中国法律思维产生重大影响 ,将逐渐排除中国人畏法、远法的心理 ,而不断培养起崇法。

罗马军制与军人待遇概说

罗马军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但罗马军团的编制却有相对的稳定性。罗马军人的待遇除了涉及国家给予公共保障之外,还采用了一些民法上的特别规定加以补充,这些做法对研究现代军人待遇理论不无借鉴意义。

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试行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附带的问题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监督效能难以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需要改革,改革的思路有三:一是人民监察员制度必须从社会权利监督转变为社会权力监督;二是必须扩大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三是必须改变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模式,各级人民监督员一律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

论《罗马民法大全》对妇女权益的维护

《罗马民法大全》不仅是西方民法的母法,而且就其维护罗马妇女的权益而言也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贡献。其对妇女权益的维护主要体现在人身权、财产权及婚姻权等方面。透过《罗马民法大全》对妇女权益维护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到,它彰显了古代人文主义,并为后世妇女人权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避雷针塔焊接结构极限承载风载荷研究

避雷针焊接结构在服役过程中会受到风载荷和自重影响,考虑到主材和腹杆之间焊接部分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采用实体单元进行建模,建模工作在软件Pro-E中完成。应用Abaqus对避雷针模型进行受力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该受力分析与实际受力情况较为吻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社会变迁与《罗马民法大全》的编纂

《罗马民法大全》编纂的原因,长期以来法学界、史学界众说纷纭。笔者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其历史原因进行了考察,认为《罗马民法大全》的编纂是6世纪拜占廷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及社会风俗等社会变迁的结果,它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变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取得了编纂的成功,并流传后世。

略论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特征

罗马古法极重形式,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及法律行为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方面对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特征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