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之基础安在——《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0)

本文原载《中行生活》第14期(1933年6月15日)。张公权除日常撰文阐述个人对社会经济、对中行发展的观点外,还利用外出视察分支行的机会发表演讲。并将其作为贯彻中行大政方针,阐释中行各项规则、措施,说明愿景、鼓舞士气的重要方式。他的演讲,少枯燥的理论说教,往往蕴大道理于家常话中,娓娓道来。即对中行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也功莫大焉。该文即为1933年5月16日在汉口支行的演讲词。

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6)

原载《中行生活》第1期(1932年5月15日),原标题为《一封行员的信--希望编印一种表现全行生活的刊物》,是张公权为《中行生活》创刊所撰发刊词(1)。张公权拟将《中行月刊》办成内外兼顾的"‘团体精神’载体",但后来,初衷没有实现。他在1932年3月7日的日记中说:行中因《中行月刊》过于研究学术方面,不能促进同事普通思想生活之改善,因决定将《中行月刊》公开发行,另发行《中行生活》,专为行中同事自由发表意志(2)。1932年5月15日,中行历史上的第一份同人刊物--《中行生活》在上海创刊。每期刊头载:"公私生活演进的表现,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据时任张公权助理秘书的薛光前回忆,"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陈光甫先生领导下,一切讲求现代化,重视精神训练,出版《海光》月刊,专为对内检讨之用,对外并不公开发行。公权先生也有意于此,筹办《中行生活》月刊(3)"。这应是张公权下决心再办新刊物的外部诱因。该文从分析《中行月刊》存在的问题谈起,说明另外再办一份刊物的必要性和两种刊物的分工,进而详细阐述了新办刊物的主旨、编辑原则、主要内容、刊名的寓意直至发行范围,可谓面面俱到,不啻为一精彩的办报企划书。与《银行事业成败在于"无形之精神"》一文一道,系统反映了张公权对如何编办一份具有特色的专业报刊、企业报刊的办报观,对今天办企业报刊仍有宝贵的鉴镜意义。《中行生活》发行不足四年,至1935年3月1日发行第36期后停刊。而恰在此间,力主办刊的张公权被蒋介石逼迫调离了中国银行。尽管是"昙花一现",原行内高管仍评价该刊"实为遍布国内外各地二千余行员,知识交换之总汇,与情愫沟通之枢纽。对于同人之精神训练,无形中收功甚巨(4)"。

商业统计对于银行行员之利益及价值——《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2)

原载《中行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8月),格莱(F.W.Gray)原著,张公权译补。该文亦为落实中行改革举措--训练适应中行经营发展需要的行员而撰。经济指标、数据,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并不是每个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能意识到。其时,正值中行新组建的经济研究机构开始工作,并开始在《中行月刊》登载各类统计指标。该文及时针对认为统计指标"没有什么用处"现象,从商业统计的目的、价值及与银行从业员的直接利益方面,作出深入浅出的阐述。告诫各级行员:"要晓得你若有了数字比较表,放在案头,你脑筋中对于各项生意的观念便可明确不少;你的判断便有根据了"。全篇文字不多,但所列问题,均为银行实际发生;所举案例,均可操作执行。不啻为一商业统计的入门讲义。

国民对于国家经济现状应有之觉悟——《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8)

本文原载《时事新报》(上海,1932年10月10日)。张公权在该文提出"计划经济"的概念并加以阐释。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濒于历史上最严重之关头";解决之道是"必须实现计划的经济制度"。"所谓计划经济者,就对内的关系而言,即以一定的计划统制国民生产与消费。从对外的关系而言,则以一定的计划统制国民一切对外收支关系"。

银行事业成败在于“无形之精神”——《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2)

本文原载《中行月刊》第1期(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1930年7月份),题为《发刊词》,系中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时任总经理的张公权为《中行月刊》创刊所撰。民国期间,中国银行总行和分支行曾办有二十多种各类报刊,大多为张公权任职中行期间创办。《中行月刊》是其报刊体系中的核心刊物,创刊于1930年7月,公开发行,半年为1卷,共刊行17卷6期(注:5、6期合刊),于1938年12月停刊。该刊几乎每期都有以"经济研究室(调查部)"名义发表的重头文章,让读者随时感受到这份刊物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的倾向;"议论时事鞭辟入里,切中时弊,发挥着银行界代言人的重要作用。"当时在国内经济界影响很大,广受重视。工商巨子穆藕初认为,《中行月刊》在我国那时期显著增多的研究经济问题之定期刊物中是"最著者","均能切实注意中国经济问题"。《申报》评论说:"中国银行向有出中行月刊一种,于我国之经济情势,与世界经济之变动,月有报告,其数目字之统计,与材料之搜罗,不失为研究经济学之重要资料"(1)。创办该刊是中行改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张公权实施改革的举措之一。要搞好银行,必须建设"团体精神"。这是他经营银行有年和考察国外银行企业后的深切感悟。他利用为《中行月刊》创刊致辞,详细阐释说,以同样的原理原则经营企业,为什么企业之间结果却有天壤之别,这是因为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精神";并超前地为"团体精神"--即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企业精神"--定义。他希望该刊成为表现中行"团体精神"之载体。同时,他在该文中论述了企业报刊的本质属性、银行报刊的特色等问题,为如何办好专业、企业报刊,提出了一位报人出身的银行家的独到见解,反映了银行家的办报观。

吾人应如何努力以副社会之期望——《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6)

本文原载《中行生活》第30期(1934年9月1日)。该文系1934年7月3日,张公权在“宁行”即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新办公楼落成典礼发表的演讲词。张公权曾说:“中国银行饱经风浪,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之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1)。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业以来,一直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5号的原大清银行旧址办公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对德宣战,将位于外滩仁记路22号的上海德国总会会址接收;战后,中行从政府手中将其购进并做局部修缮,于1923年2月21日迁入办公营业。中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由京迁沪,亦即在此办公。该址原为俱乐部性质,内部结构与现代银行功能要求,相去甚远,且年久陈旧,已逾安全期限,亟须翻造。1934年4月,中行董事会决议,在原址重新建筑一座十八层楼大厦,以供中行总管理处与上海分行办公及营业之用。张公权筹划预算营建费六百万元,在营业盈余项下,逐年提存建筑费基金。经过一年半的筹备,1935年9月举行奠基典礼。而半年前,张公权已被蒋介石集团排挤出中行。工程因中日战争而一度停工,直至1943年夏始告竣工。中行大厦至今矗立在黄浦江畔,成为外滩一地标性建筑。

论行员修养与银行经营 视察四川分支行演讲辑录——《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5)

本文原载《中行生活》第29期(《川行专号》,1934年8月1日),题为《总经理演讲录》。该文为张公权考察四川期间的六次演讲辑录。张公权率队于1934年4月28日至6月11日赴川对所辖分支行和办事处进行视察与辅导,兼考察四川社会经济状况。随行者有总账室主任刘攻芸、分区稽核徐维明、研究室主任格雷和张肖梅、秘书董孝纯,以及上海分行副经理史久鳌等。还邀请友人陈叔通、黄溯初、严裕棠同行。除往返路途15天外,在川计31天。其间,张籍此机会向分支行、办事处管理人员,分别发表不同主题演讲,内容主要涉及中行行员的修养和银行的经营两大方面。因系向下属的内部讲话,所以内容非纯理论阐述,甚“接地气”,针对性强,似同僚间开诚布公地交流,对提高行员的素质和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有可实际操作的指导作用。六次演讲,也较集中地反应出作为银行家、企业家的张公权,所持之特色鲜明的用人理念和经营哲学。尤其是《如何使我行成为“最进步最稳固之银行”》一节,他作为亲历者概述中行历史,切分利弊得失,指出奋斗方向。字里行间闪烁睿智之光,对今天的金融界从业人员仍有重要的启迪;他向读者描绘了一位志存高远者,孜孜以求的理想银行的蓝图,八九十年前的愿景,仍是今天金融界奋斗目标重要的参照系。

各国之发行准备制度与上海中国银行准备公开办法之比较——《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1)

本文原载《银行周报》1928年第12卷第16期,为张公权先生于1928年4月25日在上海商学院的演讲全文。"上海中国银行准备公开",是张公权暨中国银行历史上对建立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重要贡献之一。当时业界就此评论说,"历来中行办事,在同业间恒能占先一着,其造成今日之地位,固非偶然也。"^(^(①))"发行准备公开办法"的出台和实施过程,是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事件。张公权系该事件肇始者,其所述为现有关于该事件研究文献所阙如,因此该文是完整解读该事件的重要史料。自1916年,上海中行在宋汉章、张公权主持下拒绝袁氏停兑乱命以后,国人对之信仰陡增,其兑换券流通日广。在其后近十载来,虽值政局混沌,事变迭起,该行独以办理得宜,准备充足,基础反臻巩固,为识者所艳称。1927年,武汉政府施行"现金集中"政策,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汉支行手持的兑换券成为不可兑现的"汉钞",导致汉口金融市场覆灭,筹码缺乏,资金枯窘。而沪行券不但没受影响,反博得长江流域各埠的热烈欢迎,"应自然之需要,流通领域,溯江而上,远达湘鄂,发行数额,随之激增。"^(^(②))"从来银行券之地域观念,竟为打破。"^(③)北伐末期,国民政府为筹措军政费用,财政部长孙科上任就发行关税附加税国库券。宋子文继任财政部长的1928年初,预算中央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支出须一千一百万元,收支严重失衡。他先于1月也发行关税国库券四千万元,又于3月份发行卷烟税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均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这几次垫款,都是中国银行摊配成份最大。在上述局面下,"兼之北伐尚未完成,前方军事剧烈,后方谣诼繁兴"^(④),坐阵上海的中行副总裁张公权感到:"上海分行发行纸币数额,在中行各区域行中,所占成分最大。其信用之厚薄,攸关全行安危。""政府财政尚赖发行公债库券度日,致人民对于政府之信用,迄未能即时建立。设或上海中国银行钞票,偶有风吹草动,金融全局将至不堪设想,国民政府亦将无以立足。"因此,他毅然决定,按国际惯例采取"发行准备公开办法",将沪券发行准备完全公开,并"邀请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领券行庄、财政部及本行董监事会推举代表,组织检查委员会定期检查,将发行准备内容登报公告",从而来稳定金融市场,维护中行信用。实际上,张公权早在上海光复后、国民政府成立前,就产生将"发行准备"公开的想法。其时,蒋介石为筹措军费多次勒逼上海中行垫款;将军需与财政混淆,让张公权苦不堪言。他在1927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说:"行中同人研究以为,对于社会所负之责任甚重,惟有将发行公开,则同人一旦脱离中行,亦可有一交代。否则,人谓我辈有负社会,难逃指摘。"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做拟定发行检查委员会章程及与各方协调等前期工作。^(①)历时近一年,1928年3月28日,《发行准备公开办法》颁布;4月1日,"发行准备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随即开始检查,公布发行数字。自此,每月检查一次。^(②)中行首倡发行准备公开检查,厚植券信。"此后中国银行全体发行,在困难重重,金融风潮迭起之中,仍能有增无减。而在法币实行之前夕,中行发行且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一半,不得不谓得力于发行准备之公开。日后中央、交通两行相继效法,民众至视三行纸币同于现金。"发行准备公开,"打破三十年来我国发行银行,沿袭之秘密发行习惯"③,实施后,业内好评如潮。例如:"准备公开之无不利于发行银行。可以断言,抑准备公开的最大意义,一方在使发行基础,因之巩固;他方在使社会金融因之安定。"^(^(①))"此在各国之发行银行,虽不足异,而在我国之银行界,固为创举。""就其经过以观,无论对于社会上、金融上,以及该行之自身上,均可断为有利无弊之举","尤为发行制度前途之曙光。"^(^(②))张公权的演讲文,着眼于讲解制订"发行准备公开办法"的背景。所叙依国际惯例、参照东西发达国家做法,来确定准备金比例的原则等内容,是对《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和《中国银行廿四年发展史·张公权先生建立近代金融组织之成就》^(③)两权威文献关于"发行准备公开"历史问题记载的重要补充。当时报载《上海中国银行致各团体函》,在现有研究发行准备公开相关文献中亦未见,现顺便补记如下:"迳启者,查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年来纸币流通,日见广大,其准备之厚薄,不特金融消长所系,抑且与国计民生关系至大;准备充足,斯信用得有保障。本行发行兑换券数目较巨,社会责望甚严,本行责任愈重,是以发行兑换券向取稳健主义,并于民国十三年五月五日,将各行庄领用本行准备金先行公开在案,兹为巩固发行基础,维持市面金融起见,拟自即日起,将自发兑换券,组织检查委员会,公共检查,以昭信用,兹经本行拟订发行准备检查委员会规则九条,呈报财政部核准备案外,应请查照本规则第一条,即日公推代表惠临赐教,并祈函复至级公谊。"^(④)

美国金融风潮之原因及其在世界经济会议主张抬高物价之立场——《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3)

本文原载《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8月),《银行周报》第36期(1933年8月)转载。该文系张公权于1933年7月20日,在上海银行学会和中国经济学社上海分社联合举行的学术讲演会的讲演词。张公权在介绍美国金融风潮的经过和深刻分析发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银行界应从中吸取的教训,对今天仍有现实的鉴镜意义。其要旨在于"我们要观察银行发展的精神,须有安全独立发展的目的,更不以利润投机为原则,方可以充实资金的运用途径,而减少病魔的侵蚀。"上海银行学会,系由上海著名金融家徐寄廎等于1932年12月9日发起成立。其宗旨有别于早先成立的上海银行业公会,是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组织,有永久会员及普通会员三百余人(1941年时)。办有《金融导报》和《银行学会月刊》;闻名遐迩的《银行周报》后来也交由该会承办(1)。中国经济学社,系由留美回国的刘大钧、陈长衡等十余人,于1923年11月在北京发起成立。要求入社者资格,系国内外大学毕业专修经济学科,或现任职务需用经济学识者为正社员;尚在学校修业,而欲入社得切磋之益者为副社员。其宗旨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输入外国经济学说;刊印经济书籍及论文;社员间交换经验知识。推举刘大钧为社长,戴乐仁(美国人,燕京大学教授)为副社长,1924年增选马寅初为副社长。鉴于上海社员多,故于1926年底成立上海分社。抗日战争期间,该社迁至重庆,以马寅初为社长,陈其采为副社长(2)。张公权与上述两团体关系密切,往往应约在年会等场合发表主题演讲。

办银行的关键在于有好的人事制度——《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

本文原载《新语》第14卷第1期(上海: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总行研究室编,1949年1月1日),原文题目为《张公权先生演讲银行人事制度》。1948年11月30日,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举行滬区行务会议,该行总经理王志莘特请该行董事、著名银行家、中国银行前总经理张公权(嘉璈)出席演讲。演讲开始前,王志莘向听众介绍张公权事迹及与该行渊源。张公权随后结合其在中国银行的工作经验,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银行人事制度在甄用、训练、薪给、升迁等四方面应如何运作。他尤其强调人事问题对于银行业的特殊意义。该文系其经验之谈,且闪烁其人事管理思想的睿智火花,于今天仍有鉴镜意义。

银行界的责任应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4)

[按]本文原载《中行生活》第29期(《川行专号》,1934年8月1日)。该文为张公权于1934年5月30日在重庆金融、交通两界公会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发表的演讲词。对张公权四川之行,因有日程记载详细的《川行专号》做蓝本,坊间有依据此穿缀再发酵而成的文学流传。其中关于此行的动机,则简单地描绘为“开发内地”,所到之处,考察加欢叙友情加游山玩水。实际上当时社会还盛传另外一种说法,即舆论认为张公权此行身负重压,实是为急迫处理与四川军阀、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

银行员的本职——做生意——《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4)

原载《中行月刊》第2期(1930年8月),是张公权在多年经验基础上,关于如何经办银行的一篇代表作。该文体现了他的经营理念,表达了一位银行家的理想。该文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做生意。首先,他从对"生意"的理解入手,认为"从你每日所见所闻所做的事物上,去用心思,发生新的意义,可以见诸实行,产生新事实。这就叫做‘生意’。别人的生意,我帮他发生关系,叫做‘做生意’"。因此,"看银行好似一种特种营业",其实,银行就是做生意的;只是卖的东西不同——"吾听见一位著名的银行学者替我说,银行亦是一种商店,他出卖的是他的信用和服务。所谓存款,因为存户相信他,所以去存,就是要他的信用,银行就是出卖他的信用。出卖他信用的时侯,予顾客种种便利,就是出卖他的服务"。他在文尾呼吁:"希望同仁知道,离开生意两字,没有银行;在银行的人员,人人应该当作生意做"。读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

从同仁家庭的快乐到全行的安乐——《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5)

原载《中行月刊》第6期(1930年12月),题为《新年同乐会开会词》。张公权摆脱一般同仁聚会祝词的俗套,利用全行聚会之际,言语轻松地强调了京沪两地乃至全行融合为一体的重要性;畅谈了对行员个人修养、家庭幸福、银行安定以及三者关系的感想。他指出,"行不能安乐,那么我们个人及家庭的安乐,都无所依据。所以根本的安乐,还是在行的安乐。""中国银行的基础一定可以根深蒂固,颠扑不破,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乐。"张公权从一个行员应具备的公德说到私德的重要性,读来入情入理,是少有的反映其人生观的一篇文章。

我国实业开发之先决条件——《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9)

我国自海通以来,政体虽更,经济落后,坐是外侮日急,内患相乘,全国国民之供应,久已乎竭泽而渔,尚无补于国土沦亡藩离日撤之险象。通商大埠之经济,虽若日趋于发达,而无救于农村破产民生涂炭之危机。乃彼工业先进国家。方挟其过剩之商品与资本,当经济恐慌实业惨败之后,将继续以吾为宣洩之尾闾,与吾为强烈之角逐,若是者谓非吾国家民族前途之巨患也耶。

近世之经济学,成为精深博大之学科——《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3)

原载《银行周报》第1卷第1期(上海,1917年5月30日),题目为《发刊词》。《银行周报》由张公权亲自谋划创办,初期独任编辑。

确立健全之财政金融制度--《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8)

本文原载《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上海,1928年6月),题目为《委员代表张嘉璈答词》。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北京、天津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于6月20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张公权作为金融界代表参加会议。此前一年,光复上海前后,蒋介石为筹措军费,不顾财政金融制度,对中国银行多次勒逼,使张公权焦头烂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甚是头疼。(1)他在此会上发言均有所指,反话正说,暗暗发泄情绪。他提出:“第一社会秩序、人民权利必须有确实保障”“第二必须缩减军费,确立健全之财政金融制度”“此为经济复兴之根本原则”。同时指出:“今日以前为军费的财政时期,今日以后为经济的财政时期”,这不啻是给财政部长宋子文上课。这些言论反映了此时期张公权的财政经济思想。但也透露出对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担心,对蒋插手、干扰财政金融的不满。因此为几个月后与蒋直接发生“误会”(2),为蒋介石改组中行,直至1935年与宋子文、孔祥熙密谋,以宋子文取而代之,将其排挤出中行埋下祸根。

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银行员--《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7)

本文原载《中行月刊》创刊号(1930年7月份)。为格莱(F.W.Gray)著,张公权译补。格莱,又有文献译为"格雷",是张公权延揽来华工作的专家。张公权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中行设立调查(室)部,延揽留美归来的马寅初、王文伯、唐有壬、卫挺生等著名经济学者从事此项工作。因"当时政府及大学需用专家,各人一经发表著述,即被延揽,咸未能久于其任(1)"。中行改组后,为防重蹈覆辙,他重组调查部改称经济研究室,并聘外国专家主持其事,佐以华人精英,以进行长远的安排。1929年11月底在英国考察时,张公权与时任伦敦银行学会副总书记格莱接谈之后,见其"年纪尚轻,于银行理论与实务均有根底,复对训练银行从业人员,颇有研究;且系大学毕业,殊合理想中所欲物色之人。除使担任银行调查与研究工作外,并令襄助行员教育任务(2)"。格莱来华后,任经济研究室代主任,张肖梅、张嘉铸、张心一为副主任(3)。中行的经济研究室在金融史上可谓声名显赫。张公权改组中行初期,经济研究的部门一直称为调查部。1931年12月,中行制定的《修正中国银行组织大纲草案》出台,其中,将调查部正式更名为经济研究室,并明确直接隶属总经理。《大纲草案》第十五条规定:"经济研究室掌管国内外经济调查事项如下:一是办理一般经济调查;二是编纂经济刊物及统计;三是进行图书管理(4)"。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张朋园就评论说:"张公权当年推动银行金融研究,特別发行中国银行报告、银行周报,及不定期特刊。这些出版品,今天都成了研究金融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史料"(5)。该文应视作张公权与格莱合著。前者将多年经营银行所积累的经验、感悟与后者的理论知识有机糅合,意图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有现代观念,是为落实中行改革举措--训练适应中行经营发展需要的行员而撰。格莱以刊载在《中行月刊》创刊号上的该文,正式亮相于中国银行界。

我对于青年之期望及感想——《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17)

我每年终要离沪数星期,而大半多在冬天,因为在夏天到莫干山一带地方去,游客极多,极不安静,因为像杭州和莫干山等地方,我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回想我过去一年里的经过,我自己追寻些错处,去设法补救,并且计划改善将来,我觉得这对于我的生活,很有帮助。

超声骨脱钙装置

本文介绍的超声骨脱钙装置是利用超声波的特性,正确选择超声频率和时间控制范围,把超声理论应用于病理学领域,改变传统、落后的浸泡法,从而达到快速、优质骨组织脱钙之目的。

校庆感怀

在庆祝自治区党校建校40周年的时候,我作为在党校担任过教学工作的一员,思绪万千,永不忘记党校对我的培养、教育。1958年春天,我由中央高级党校调来自治区党校,分配在中共党史教研室工作。那时我刚满28岁,正值青春年华,虽然满怀革命激情,由祖国首都来到边疆,立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奋斗不息,为培养党的各族干部作出努力,但又深感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对新疆的情况知之甚少,更缺乏教学经验,对能否胜任教学工作顾虑颇多。当时,校领导李静轩同志对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