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中从业者自我价值感缺失的原因与表现——以相声为例

相声在2008年被入选为第二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不过,在相声从业者内部存在的自我价值感缺失问题也逐渐凸显,这与相声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相声“下九流”的属性使得从业者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经济收入也往往不高。这就使得相声从业者文化水平偏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声从业者在平等的地位下愈发感觉到了相声与戏曲在底蕴上的差距。因此,相声从业者往往通过过分前溯历史和过分推崇“文化”的方式来彰显相声的“文化底蕴”,其实这正是其自我价值感缺失的表现。

关于北齐佛教政治性的探讨

在北齐时代,佛教达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顶点,这与北齐佛教的政治化是密切相关的。在北齐皇权的直接支持下,佛教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这种政治化既表现在皇室和大臣对佛教的尊崇信奉上,也表现在佛教与北齐政治事件的紧密联系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北齐的佛教直接继承了十六国北朝佛教热衷参与政治的传统,二是因为北齐的佛教势力对北齐的统治持支持的态度。

安禄山叛前与各方势力关系发微

自开元二十九年以来,安禄山的仕途一帆风顺,这与玄宗的宠信密不可分。安禄山也一直与玄宗保持着和谐的君臣关系。为了保持玄宗对他的宠信,他不惜拜杨贵妃为母,保持与杨贵妃的亲密关系,以此博得玄宗的好感。但除了玄宗和杨贵妃之外,安禄山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十分恶劣,这成为他发动叛乱的重要因素。

唐时肃、代两朝对藩镇的赐姓名研究

对于藩镇频繁地赐姓名是肃、代两朝普遍的政治现象。通过对肃、代两朝赐姓名对象的分析,不难看出明显的区别,即肃宗朝被赐姓名的藩镇均属于李唐纯臣;而代宗朝则鱼龙混杂,出现了纯臣与悍将并存的局面,并且桀骜不驯的悍将包括了安史降将与新兴的地方势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安史之乱后唐廷力量削弱,逐渐无力控制地方的直观反映。

试论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以对外战争为中心

唐高宗早期,尚可依靠太宗朝遗留的将领与军队来维持对外战争的胜利。但随着将领的青黄不接、军队素质的不断下降及动荡不安的中央政局,造成了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尤其是在对外战争上,军事实力的衰落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胶着的战争态势、严酷的对敌态度和边境控制力下降三个方面。大非川战役失败后,唐王朝不得不将早期进攻为主的积极对外政策改为防御为主的稳健边防政策,这一变化亦成为节度使出现的重要原因。

德、宪、穆、武四朝赐姓名研究

在唐德宗到唐武宗的七朝中,德、宪、穆、武四朝均有赐姓名的现象,其大体可以分为对藩镇的赐姓名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通过对藩镇的赐姓名的分析可知,藩镇内部继承已经成为了河朔型藩镇的主要继承方式,同时军功亦是被赐姓名的关键所在;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则反映出宪、武两朝在整体国力不振的情况下,对于相关民族短期内仍旧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对这一时期赐姓名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唐廷与藩镇及相关民族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战争中的地形因素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地形因素往往能够决定胜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由于南北方地形不同,各自的优势兵种也不一样。北方多平坦的地形,故而北方战争更多的是骑兵之间的争斗;南方多水洼的地形,故而南方战争中都努力争夺水军的优势。而在南北战争中,战争的要点往往在于南北之间扬长避短,发挥各自优势兵种的威力。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中的地形因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时南北对峙的地理格局。

从《通典》中的赐姓看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关系

在《通典》中,关于赐姓方面的材料只有三条,分别是武德年间、贞观年间、开元年间,而根据这三条材料恰恰可以整理出此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不同阶段的关系特点。本文即以这三条材料为线索,对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整理。

玄宗边患与开元九节度的形成

终玄宗一朝,边患始终不断,这也是玄宗朝对外战争频繁的重要原因。西部的吐蕃、中部的突厥、西部的突骑施和东部的两蕃都给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就吐蕃而言,长期在西境给唐造成巨大的威胁;就突厥而言,以控弦数十万的实力立于北方;就突骑施而言,在唐与吐蕃之间游离不定,甚至一步步倒向吐蕃;就两蕃而言,对唐边防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外部威胁或促成了节度使的设立,如陇右、朔方等节度使;或影响了节度使的废置,如碛西节度使。在开元末期,九节度镇边的局面最终确立,这与玄宗朝边患的外部压力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