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为何难以被认定?——以涉家暴离婚案件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在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很少被认定。究其原因,当事人举证不能是过去较为常见的现象。然而,案例统计和分析表明,当事人举证不能只是家庭暴力难被认定的众多因素之一,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对家庭暴力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不足等司法实践中的共性问题,同时也包括法官对家庭暴力认知偏差等司法实践中的独特性问题。"共性"和"独特性"问题并存的状况揭示了司法制度完善需要认真对待的"整体性"问题。要解决众多司法实践难题,不仅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不同领域的个性问题,更要注意司法制度整体性的完善。

移植法律的“病症”与“诊断”——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考察对象

回顾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论者试图努力建构一种移植法律时候的可行路径。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却是大量的法律已经移植到本土并正充斥着社会建构的各个领域。因此,如何直面这些移植来的法律,如何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成为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应该从法律实践的层面上积极地对移植法律在本土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以完善法律制度建构。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例,借鉴医学人类学疾病研究中关于疾病的社会和象征方面的研究取向,强调从生活实践中进行诊断。通过社会接纳度、大众理念认知水平、本土现有制度环境等多方面来具体分析此项制度在目前中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以对其所存在的问题(病症)和问题发生的根源(诊断)作出初步的判断。

赋权与说和:当代中国法律对个体—家庭关系变迁的回应

个体—家庭关系变迁给现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个体权利进入家庭,家庭成员间过去那种"依附—支配"关系正不断向平等关系转变,通过法律赋权于个体显得尤为必要;另一方面,由于"家"之价值依然坚固留存,国家法律对家庭价值的重新发现、对家庭和睦的维护同样重要。近年来,国家立法和法律实践对此问题的积极回应,反映出对个体权利和家庭和睦双重价值的同时关照。这也说明,中国的法治实践在近百年来传统与现代、外来观念与本土资源等的汇合和冲击之下,正在逐步经历着一个自我成长和自我更新的过程。

疾病的意义阐释、医学回应与制度追问——以滇西北D县“小孩夜哭”个案为中心展开

就医行为不仅能够反映出特定地方疾病诊治与文化传统的密切相关性,同时也能反映出引导和制约人们行动展开的社会制度和知识建构问题。本文通过对滇西北D县"小孩夜哭"个案考察发现:由于知识离散不整,人们在就医过程中的行动往往呈现出一种模糊化的状态,进而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实用主义倾向除了根源于个人习性和传统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根源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以及知识建构的缺位。研究表明:理性就医行为的形成需要从结构和行动两个维度入手,既要重视政府和监管者的理性制度建构,同时也需要通过良好的制度引导,使人们在自主的就医行为中不断接近实效,同时能够充分享有公共服务政策的反射利益。

群体良性互动的秩序建构与社会和谐——一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群体间的互动作为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话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群体间由于互相隔绝,往往形成一种虚拟和谐的局面,交往和互动可以使和谐得以真正实现。而在交往过程中往往又需要某些内部和外部的机制,来保障秩序的良性运转。

迈向人权范式:当代中国艾滋病防治范式的转型及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范式从总体上经历了从隐喻范式到规训范式,再到人权范式的转型。范式转型及其经验表明,以"隔离"、"禁止"为特征的立法模式并不利于艾滋病的科学防治;同时,只重视"干预"、"预防"的立法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进入21世纪,以人权保护为核心内容的艾滋病防治策略被证明是一项既符合科学预防原则,也符合道义伦理、公平正义理念以及制度设计的立法策略。迈向人权范式,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种可行路径选择。

传统家庭伦理与境遇判别

随着个体崛起,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对个体的影响和约束不断减弱。在尚未完全解体的家产制实践面前,作为独立个体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权利诉求常常引发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为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当在伦理和道德层面重新发现和确认家庭的价值,重视家庭道德对个体的积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主义的盲目扩张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其次,考虑到城乡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多考虑产权明晰的重要性,以保证个人权利的有序实现。法律应当为家庭和睦与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整体性的指引和保障。

新动员机制与“另类亲密”——对发展干预实践本土适应性的一项反思性研究

作为"新动员机制"的发展干预实践是一种"由外向内"引入的,全新的社会秩序建构机制。与"旧动员机制"相比,其具有个人主义、团体格局、契约性、公共性、对抗性、多向度等特征。"新动员机制"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既源于西方社会"由外向内"地推进,也源于国人基于自救而"自觉"地引进。然而,由于"新动员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以及技术与观念的冲突,而未能在中国社会创造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亲密"。研究表明,任何社会秩序建构方式的发生和运作,都应适应特定的时空环境和特定人群之情感,以及世界观。

同居共财:传统中国的家庭、财产与法律

在传统中国社会较长的发展时期,家庭成员一直秉持着"同居共财"的生活和组织方式。其有两个特征:一是"同居",家庭成员并不都是一个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其只是家庭中一个个伦理意义上的成员,人们无不生活在"关系"和"亲疏"之中;二是"共财",财产属于家庭成员共有,由父亲代为管理,财产主要依靠"分家""继承"等方式在家庭内部流动。传统中国的家庭法律制度以伦理本位为基础,基本上适应了此两项原则,体现了传统中国意义上法律与社会之间的适配性。

撒尼山乡彝人的法律生活

从昆明驱车,我们一行7人不到两小时就到达了石林县城。透过车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极具撒尼彝族风情的建筑物,每一面白色的墙壁上都刻画着彝人生活的场景。自然,最多图画的是反映阿诗玛和阿黑哥爱情故事的。

“结构性制约”及其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的影响

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状况的实地调研发现,利益相关者在参与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具体行动往往受到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在结构性制约下,各主体以利益平衡为行动导向,形成各自不同的应对策略。由于各主体具体行动对政策预设目标的偏离,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实施不断消解在各主体利益平衡的过程中,政策反射利益不能完全惠及于农民,并不断呈现出"外溢"的趋势。研究表明,为了有效克服政策落实过程中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有对结构性制约的充分预估和风险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在基层需要有协调不同政策之间竞争的具体机制,整体安排不同政策之间的实施。

从“非典”反思应对突发事件联运机制的建构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以立法为中心,强调应急法制的建设和紧急状态立法;另一种以法律运作为中心,强调政府和司法机关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享有适当的变通权和灵活处置权。通过对"非典"经验的回顾和反思发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并不是立法、执法,或司法等单一条件所能达致的。应急管理的成功从根本上得益于应急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转。在这一机制中,政治动员、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要件处在一个相对动态的结构中,不同的结构组合因应着不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后果考量的证立与规范

由于与英美和欧陆国家的司法传统与司法实践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讨论后果与后果考量,必须以中国的司法实践为基础。一方面,后果考量基于规范,受规范约束,因此,切不可离开规范而言后果;另一方面,后果考量与传统法律方法互为补充,一起在司法实践的不同面向发挥作用,共同型构出整全的司法过程,是人民法院多样性职能的具体体现。“规范”和“职能”视角的分析展现了后果考量生发和运作的具体情境及其制度属性,也证明了单纯从形式角度认识后果考量的不足。当然,正因为后果考量与“规范”和“职能”密切相关,因此,法官必须在规范和职能范围内进行后果考量,后果考量的作用方式必须得到严格框定,以促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护犊子”式法意识:本土语境的阐释

规范意义上的法意识主要是指人们的规则意识,具体表现为三个互相关联的维度,分别是知法守法、依法维权和公共理性。然而,通过西村个案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法意识并不必然表现为一种规则意识,而是表现为一种不懂法却又信任法的"护犊子"式法意识。这种法意识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原因。在当下农民日常生活中,"护犊子"式法意识依然影响着农民个人/集体行动。认真对待这种"护犊子"式法意识,辩证地把握其积极作用、克服其不足,对于促进基层法律实施,完善基层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法意识概念和内涵的理解,或许并不取决于西方语境下规范定义的参照,恰恰有可能取决于经验。

法官如何思考——以撤销监护权案件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诸如撤销监护权一类案件,由于所涉及问题复杂多样且个案特性突出,立法上所确立的原则虽然能够起到目标导向作用,但是,其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为每一个案件的有效解决提供实践指引。法官在面对这类案件的时候较为注重实效,考量要素较为细化。判决不仅实现对抽象原则啲具体适用,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某些法律关键词及其边界的重新界定和塑造。从个案情境出发,努力追求每一个案件“个案正义”的结果,对于撤销监护权这样一类家事案件的有效处理尤为重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奔善釋要认真对待基层司法实践经验,只有努力去发掘判决中那些“更为开放的理论酵母”,才能更好地促进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向前发展。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深化法治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和化解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在制定方案、采取措施、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用法治方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推动防控工作向法治化迈进。

法律管控、行为干预还是伦理重建?——在高危人群中开展有效艾滋病防治的路径选择

法律管控、行为干预和伦理重建作为不同时期、不同工作领域所采用的,在高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的主要策略,适应着不同情况下的艾滋病防治需求。然而,由于法律管控和行为干预之间的矛盾,以及行动层面和伦理层面的脱节,在高危人群中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始终存在紧张和冲突。为改变这一现状,同时为了有效应对艾滋病不断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必须完善艾滋病防治的整体结构。"双重一体结构"既是对在高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的理论建构,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实践应对策略。

社会工作在司法领域的影响——兼论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的可能

社会工作的开展,除了进行一般的照顾、治疗工作外,更应该具有社会建构的目标属性。一般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会在具体的工作中遇到许许多多关于案主的法律问题。在这其中,个案记录或具体的见闻在司法过程中将会对案件的走向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司法领域将会对案主及其自身权益产生积极影响。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在英美法系国家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国家,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司法体系的不断完善,此种制度也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通过风俗的法律研究:解释力、局限及未来可能

法学研究常常忽视风俗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此同时,人类学研究常常又会夸大风俗在法律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客观分析和理解风俗与法律的关系,有利于消解法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对待风俗之态度上的紧张关系。一方面,透过结构—行动、文化阐释、行动以及法律信仰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风俗理解法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通过对法律的外延、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法律在多样化社会情境下运作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风俗理解法律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从实践层面上来看,法律治理向风俗的适度开放,是促进法律治理从主观化向客观化迈进的必要路径;同时,在法律发展的问题上,风俗只是一个具体的变量,法律发展必须以社会变迁为立足点,以此促进法治与社会变迁的有效适配。

为什么不抗争?——重新理解发展进程中的农民-国家关系

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抗争"话语无法对我国发展进程中的农民-国家关系做出整体性解释。田野调查表明,农民基于"生计"这一最低生存伦理,对国家表现出积极的信任,而不是抗争。这种观念和行为逻辑,揭示了在发展进程中农民-国家关系的实质是"农民的信任-国家的回应"。农民的信任是当下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最宝贵的资源。作为回应,国家应该通过国家能力的提升和有效发挥来回应农民的生计需求,同时保障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