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山东省三大经济圈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在“双碳”背景下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受到限制,实现农业绿色生产,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对尽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显得尤为必要。山东省力争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对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需求更为迫切。基于此,首先选用基于松弛变量测量(SBM)的超效率模型综合测度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其次利用标准差椭圆、自然断点分级法、Dagum基尼系数分析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演化趋势及空间发展差异,最后利用OLS回归分析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整体来看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有了显著提升,省域内达到了较高水平,但省内三大经济圈间及经济圈内部各地市有显著差异,发展不均衡;农村电力设施、农村水利设施、土地规模化水平对山东省整体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山东省整体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此外各因素对山东省三大经济圈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及其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信息化时代大背景下,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与启示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实践命题。研究梳理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应用场景,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创新和提升教育质量方面的积极影响,找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发展的问题和痛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山东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978—2021年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运用灰色预测模型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进行预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预计到2030年农村劳动力将完成转移,但在2030年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潜力可挖。因此,需要从提高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规范劳动力就业市场、发展农业现代化、发挥好政府指导帮扶作用4个方面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实现山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创业?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红利如何惠及农村家庭创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该研究通过匹配《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标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等方法,从创业选择和创业收入双重视角,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基础设施既有助于农村家庭做出创业选择,也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创业收入。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创业者数字技术使用影响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并通过创业者对数字信息渠道的利用影响农村家庭创业收入。③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更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社会资本丰富和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地区的农村家庭做出创业选择;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和女性等创业弱势群体,以及经济基础较弱地区的农村家庭创业收入增加效应更显著。④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促进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和收入增加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进一步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既要注意增加数字技术和创业培训,也要注重宏观创业环境的改善,特别要注重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数字创业支持,从而使数字基础设施充分赋能农村家庭创业,激发农村家庭创业积极性,为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发展带来“换道超车”的机会,助力农民通过创业实现增收致富。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对山东省17地市1873户农民的调查

本文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山东省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的家庭规模、家庭身份、年龄、受教育年限,农村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劳动者的务农时间、外出就业的收入和外出就业的目的,都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就业方式选择的重要变量。我国要解决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农村异地就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应该通过发展农村要素市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生活的期望值和把农村劳动力从家庭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等措施以增加农村异地就业劳动力的供给;从长期看,政策着力应该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相对减少对农村异地就业劳动力的需求。

农民工城市买房行为选择研究

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对其市民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山东省2049位农民工调查问卷的数据,首先运用Logistic模型确定了农民工城市买房行为的影响因素,然后运用ISM模型厘清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收入、父母帮助、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非农工作经验、非农就业时间、从事行业、子女教育、单位是否提供住房和城市房价对农民工城市买房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父母帮助、非农就业时间、从事行业、子女教育、单位是否提供住房和城市房价是表层因素;受教育程度、非农工作经验和家庭耕地面积是中层间接因素;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深层根源因素。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微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山东省1674位农村劳动力调查资料,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程度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劳动者个人因素中,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影响力最大的前三位因素是:是否有技术特长,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以及年龄大小;而在劳动者家庭因素中,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力最大。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应及其关系研究——基于全国7549个样本的调查数据

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356个地(市)1363个县(市、区)7549位新生代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应及其关系。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应主要有羊群效应、融入效应、溢出效应、饱和效应、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这6个效应从羊群效应到极化效应会通过中间环节发生连锁反应或影响;羊群效应使大量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们通过融入效应向市民转变,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并且当流入城市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饱和效应的存在,农村劳动力的市民化变得非常困难;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流出产生的虹吸效应导致农村流出地衰落,同时,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城市的反哺及农村资源向部分村庄聚集等产生的极化效应,又能够使一部分农村发展起来。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特征研究--基于山东省2088位城乡劳动力调查

本文基于对山东省2088位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农村女性劳动力在素质、就业、收入等方面既落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更落后于城镇女性劳动力。笔者认为,这种局面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自然生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人文方面的原因;既有发展方面的原因,又有体制方面的原因。因此,实现男女平等就业、城乡公平就业,任重道远。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公平感形成机理研究

灵活就业人员作为庞大的就业群体,其社会保障公平感整体较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福利、就业状况均对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公平感产生影响。社会救助和福利既可直接正向影响社会保障公平感,也可通过就业状况来间接影响社会保障公平感。就业状况对社会保障公平感具有直接正向影响,但通过社会保险会降低社会保障公平感。就业状况对社会保障公平感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从增强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福利水平出发,通过提升就业质量,加大社会保险补贴或优惠力度,提高其社会保障公平感。

什么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机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是家庭土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土地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没有直接影响,但是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除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外,还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系数由大到小的次序为:社会歧视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单位因素、就业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或融入城市的历史,同时也是企业自我反省、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担当逐渐增加的历史。通过梳理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的现实状况,中国企业应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面,担当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责任。同时,企业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员工素质和建立现代企业激励机制,搞好自身的发展,从而有能力担当起农民工市民化的责任。

新生育政策与城市职业女性就业质量弱化研究

我国落实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职业女性就业质量在其个体特征、素质特征、区域特征、就业单位特征等方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致使在性别歧视、家庭工作平衡、二孩生育意愿、二孩生育落实、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弱化效应。弱化效应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政策、用人单位、家庭等。应该通过政府、用人单位、个体等多方发力,提升城市职业女性就业能力,进而通过提高城市职业女性的就业质量,减少乃至消除由于就业质量降低带来的弱化效应。

扼制人口生育中超生行为的基本策略——基于基层政府与居民之间监督博弈的分析

在我国控制人口数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控制人口数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禁止超生。本文通过基层政府监督与居民超生行为选择之间的博弈分析,发现扼制超生行为的策略如下:就基层政府方面而言,降低基层政府风险偏好,降低监督成本,减少不监督而增加的超常收益,打击基层政府对居民超生行为的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对基层政府认真履行职能的奖励和监督不力的惩罚等;就居民方面而言,降低居民风险偏好,减少居民超生的超常收益,提高居民超生抚养成本,提高居民超生躲藏成本,加大对超生的惩罚力度,降低超生居民的信用等级等。

城乡结合部的“超生”与新生儿性别比问题——基于1146名婴儿出生资料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L市G医院1146名婴儿出生资料的分析,发现在当前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城乡结合部存在着超生现象严重和新生儿性别比重度偏高两大问题,而且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针对问题的成因,仅从管理的角度看,加强对已生育第一胎,且年龄31岁以上育龄妇女生育的管理;加强对流动人口生育的管理;对私立医院和B超检测等相关医务人员重点防范;打击某些村(居)干部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等等,将有助于减少超生和缓解新生儿性别比失调。

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诉求差异调查报告——基于山东省1362位城乡劳动力数据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1362位劳动力调查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农民工平等就业的诉求存在明显差异。农民工在求职公平、同工同酬、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城乡统一的诉求比城镇劳动力迫切,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更为迫切。笔者认为,这些诉求一方面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是对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遗存和惯性影响的反映和抗争,具有公平性和正义性。

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可行性分析——基于灰色模型GM(1,1)的预测结果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耕地面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耕地面积与耕地保护力度的关系分析,利用灰色模型对我国的耕地面积进行了预测,分析了2020年守住18亿亩耕地的可能性。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守住18亿亩耕地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不是没有可能性,关键是科学规划,落实并长期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对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的调查,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土地处置方式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现在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使得农村土地难以流转从而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和转移,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阻碍了现代农业制度的建立。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