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法律监督的范围

针对法律监督范围的理论和实践的现状,在对法律监督范围的应然状态和确定依据予以系统阐述的同时,提出重构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的建议。

浅谈滥用毒品合法化

滥用毒品“合法化”是指滥用毒品的非犯罪化。对滥用毒品合法化应当有全面的理解,它把矫治、预防和打击相结合,也有其理论背景。

暂缓起诉制度探微

暂缓起诉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与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原则是一致的,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规定又为暂缓起诉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刑法修正案(八)》累犯规定的解析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累犯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般累犯主体条件的修改和特别累犯范围上的扩大。为消除理解上的歧义,本文主张一般累犯排除的未成年人只要求其为前罪时是未成年人,而为后罪时是否成年在所不问;特殊累犯的适用不应排除未成年人。基于对《修正案》若干不足的思考,本文建议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应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累犯应排除老年人,应取消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累犯的减刑限制;应将毒品再犯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中。

税收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税收行政执法本身并不是孤立的,与民事、刑事司法程序联系紧密。税收司法程序既是解决税收争议的途径,又是税收实现的保障。目前我国税收行政执法与民事、刑事司法程序存在不衔接现象,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有效促进税收行政与司法的沟通和联系,保障税收制度的落实。

税收行政执法与民刑事司法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实践中存在着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各自独立与彼此间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情况,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欠明确具体,使得税收工作中往往会碰到如涉税犯罪移送、罪与非罪的界定,以及税务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实践中税务机关进行的鉴定主要有偷税鉴定和发票真伪鉴定,要保证偷税认定的中立性,发票真伪鉴定具有两面性。对《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税收犯罪行为在某些方面可进行统一,尽量做到衔接和协调一致。

刍论隐性经济的辩证分析与综合整治

论述隐性经济的定义及其现状,辨证分析隐性经济的社会效应,认为隐性经济具有干扰资源配置机制、扭曲经济参数、破坏正常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利益、侵蚀人们思想认识、导致偷逃税严重等六个方面的负面效应;同时指出应客观认识隐性经济所具有的积极效应,某些隐性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萌芽;探讨对隐性经济综合治理的四个方面措施。

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法律适用与缺失

近年来商标侵权犯罪案件日益增多,而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对于"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等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应该完善关于商标犯罪的法律规定,实现与有关注册商标、商品分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衔接,正确理解"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含义,从而正确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中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美国UCCDA的立法及适用研究

当今世界,各国的诽谤案件日益增多,诉讼解决成本不断增大,且诉讼解决的弊端也日益显现。美国为了更好的解决诽谤案件,减少诽谤纠纷解决成本,平衡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从而制定了UCCDA。UCCDA的适用主体与案件范围广泛,能及时、彻底的解决诽谤纠纷,并能减少诉讼成本,对诽谤纠纷的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研究UCCDA的立法及适用情况,为我国诽谤纠纷的解决开辟一条新的思路。

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以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为切入点

关于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理论上有质的区别说与量的区别说之争。质的区别说认为只有违反刑法规范目的的行政违法行为才能认定为刑事违法行为;量的区别说认为不同法域的规范目的相同,达到一定量的法益侵害的行政违法行为即可上升为刑事违法行为。由于《刑法》第330条与《传染病防治法》相关法条的规范目的趋于一致,因此采用量的区别说具有合理性。对量的考察成为探求行刑衔接的方式,对客观不法程度和主观不法程度的考察则是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不法程度的两个量化标准。

我国缓刑制度改进的传统之维——以保辜为讨论中心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唐律中有完备的规定。保辜制度要求人身伤害的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积极的救治,视救治的效果决定犯罪人的刑罚。保辜制度能够对我国缓刑制度的改进提供有益的借鉴,它在理论、经济和社会价值上都可以给缓刑制度之发展以导引和启迪。借鉴保辜制度,我们应当建立犯罪复原性的缓刑类型,建立缓刑保证制度,这将促进缓刑制度的创造性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