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地位、概念与要素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深深嵌入了中国民主政治全过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独特地位。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重大问题通过讨论和商量,以取得最大共识的合作式集体决策模式。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与国家制度存在着密切联系,具有本土内生、实践先行和建制化的特征。在我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存在一种结构上的耦合互补关系,二者共同构筑了中国宪法的民主基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原则,以参与和发展为价值追求,以合作与商量为基本手段,以共识和真理为共同目标,以程序和法治为根本保障。

历史维度下的民主中国梦——人民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代议民主思想在中国趋于衰落,与此相应,人民民主思想逐渐在中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展开有声有色的民主实践,以及对国民党政权不民主的有力批判,促成了人民民主思想的兴起。人民民主包含"谁之民主"、"如何民主"和"作为价值追求的民主"三个层面。从这三个层面来梳理我国人民民主思想的形成史,对于我们理解和推进当前的民主建设,追求民主中国梦,具有启示意义。

论选举权的规范内涵

选举权,既是主观权利,又是客观规范。作为主观权利,选举权具有给付和防御的功能,选民得请求国家提供选举所必要的组织和程序、所必需的设施、一定的经费和资讯,排除公权力不当干预选举权的行为。作为客观规范,选举权体现为国家的保障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程序与组织保障以及狭义上的保护义务。选举权的保障范围,有人和事项两个要素。人的要素指选举权的主体,在理论上有必要区分选举权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事项的要素指受选举权保障的行为方式、法益、特性及状态等事项。

选举权观念的变迁——以选举权之性质为中心的考察

在人类漫长的民主历史中,对于选举权性质的认识,也有个变迁的过程,其间充斥着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关于选举权的性质,主要出现过以下六种观念和理论:公民属性论、特权论、个人权利论、公务论、权利兼公务论和阶级论。这些观念和理论流行于不同的时代,与当时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并对当前实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行为及其规制

村委会选举中有拉票行为,即证明村民手中的选票是有用的。然而,目前村委会选举中,拉票行为缺乏规制,贿选现象滋生,选举争议难断,选举暴力频发,严重损害了村民自治。在这一背景下,2009年4月份,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该文件对于规范拉票行为,惩治贿选,保证村民选举的有序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该文件认可"承诺捐助村集体"的拉票行为、禁止"私下拉票"等规定,尚有可商榷的余地。

多维度的选举权——基于霍菲尔德权利理论的一个分析

选举权包含多种法规范上的地位和关系，可看作一个有关选举的权利束。按照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可以从权力、自由、豁免和求四个维度来理解选举权。在权力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对授权和代表关系的法律控制力，选民行使选举权的结果便是授权和代表关系的形成、变动和消灭。在自由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个人有权自由地行使选举权力，不受国家、组织和他人的干涉。在豁免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公民有不受约束的选举自由，国家没有不当干预选举自由的权力。求维度的选举权与其他维度的选举权紧密相连，它以选举权之权力、自由和豁免三素为主张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其他维度的选举权只有与求维度的选举权结合起来，才能变得更有力、更具有可实现性。

用原则断案时的论证义务——以“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为例

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原则是作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调节器出现在司法裁判中的。用原则断案时,有着较为严格的论证要求,这是因为原则相对于规则的刚性,具有柔性的特征,在适用原则时会带有较多的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较之于"泸州遗赠案","里格斯诉帕尔默案"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充分的论证。

英美法对我国30年来法制改革的影响

英美法与大陆法的划分,仍是一项有益的认识工具。改革开放以来,英美法对我国法制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诉讼程序上增强当事人主义色彩,司法组织上确立普通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推动司法判决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英美法特色的具体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者培养方式改革等方面。考察和反思英美法的这些影响,能给我们若干启示。

超越代议民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

清末以来西方代议民主思想在中国逐渐得到传播和接受,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士人寻求摆脱落后与危机,寻求独立与富强的国家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当代议民主思想在政治实践中遭遇挫折,民族危机和国家落后的面貌依旧时,一批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和超越代议民主,由此催生出了无政府主义、直接民权论、平民主义等民主思潮,这些思潮促使代议民主思想走向衰弱,客观上也为人民民主思想的兴起开拓了道路。

选举概念辨析

多数决观念是现代选举概念的核心,它意味着,选举是由下而上的推举,而不是由上而下的选拔,最终决定权是在下面的多数,而不是在上面的少数。古代中国的选举概念缺乏这个观念,近代以来仍然沿用"选举"一词,一方面出于古今选举概念在遴选功能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和意义转化的便利考虑。我们需要警惕选举概念之传统意蕴的限制性作用,应该明了技术意义与规范意义上的选举概念之别。

从司法消极主义到司法能动主义——美国最高法院在选民资格案件中的司法哲学

美国内战后联邦宪法的修正,使得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各州对选民资格的法律限制,成为可能。但是,自1874年以后的70年间,最高法院在选民资格案件中始终持消极主义的司法哲学,在法律方法上,表现为对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倚重。1944年至1962年间,最高法院开始注重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初步呈现出能动主义的司法哲学。自1962年以来,最高法院全面进入司法能动主义时代,州法对选民资格的调控权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仍需考虑制宪者的原初意图,尊重州权和联邦主义,这构成司法能动主义的边界。最高法院司法哲学的变化,最终受制于宪制安排、时代氛围和社会需求。

一个“强化民主”的司法审查理论——对《民主与不信任》的再解读

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伊利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非但不与民主相冲突,而且还促进和强化民主的一个司法审查理论,来回应司法审查不民主的质疑。伊利主张: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多数人决定与少数人保护,是民主原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伊利借助于代表理论,"尊重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这两项要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对掌权者不信任的逻辑,贯穿于伊利的司法审查理论。伊利通过程序论,建构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司法审查理论,不过,却不能使宪法裁判免于价值判断。

法官能否推定未列举权利?——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述评

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明确推定了宪法隐私权,这一判决激起了对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的激烈讨论,法官能否推定未列举权利成为一个聚讼纷纷的问题。本文围绕此问题,梳理该判决书中的各种意见和争论,表明争议源自对不同宪法解释和推理方法的信奉,而背后则触及对宪政的体制与理想的争论。

选举权观念的更新——从选举法“四分之一条款”的废除说起

2010年选举法修改,废除"四分之一条款",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象征着选举权观念从阶级论过渡到了权利论。选举权的阶级论,否定存在着抽象的、超阶级的选举权,其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是深刻的,但也容易陷入工具主义的泥淖,将选举权局限在工具的意义上。选举权的权利论,强调权利主体的个体性、普遍性和平等性,其与政治正义论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理想目标,选举权观念也有必要从阶级论过渡到权利论,承认选举权的道德权利性质。

人民主体地位对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

人民主体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民主体地位原则包含三个层次的规范内涵:首先,以人为本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追求;其次,人民民主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要求;再次,依法治国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通过加强人权的法治保障、推进民主法治化和促进全民守法,才能落实人民主体地位原则。

论全国人大会期规则的不周延性及其克服——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二条的立法建议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二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但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不得不推迟至第一季度后召开。这就使当前的现实与第二条中的规则处于不一致的状态,全国人大会期规则的不周延性也因此显露出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法律解释等论证方案,或许能使当前事实与规则不相符合的状态合理化,但并不能有效克服第二条中的规则之不完满性。法治是规则之治和良法之治的统一。为了践行法治的理想,全国人大有必要对第二条进行修改,允许在非常情形下对全国人大会议的举办日期作灵活调整。同时,为了寻求法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与统一,提升全国人大会期的制度化水平,亦有必要将每年3月5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政治惯例上升为法律规则。

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

权利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利位阶 ,为此各种权利的类型不可能均得到“平等”的保护 ,但权利的位阶秩序并没有整体的确定性 ,不可能形成像“化学元素表”那样先在的图谱 ,因为权利位阶的确立本身往往涉及复杂的价值判断 ,为此 ,权利冲突的解决不能以此作为一种普适的依据 ,而需就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这也说明 ,返回“法的形而下” ,形成“具体实证”的实践品格 。

中国古代法的“深描”说——《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读后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是梁治平先生的第一本个人专著，也是他试图系统阐释中国古代法的第一次尝试。本书中，他致力于系统和彻底地贯彻《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一文所宣明的立场和《“法”辨》一文所运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