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资阳人遗址出土的骨锥

四川资阳人遗址因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而备受关注,但该遗址1951年出土的唯一一件有机质工具——骨锥却鲜被提及。该骨锥长度约为10 cm,距今超过7500年。本文利用体视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和激光元素仪等技术手段,对这件骨锥的形态、原料选择、制作技术、使用与废弃过程及锥尖部的红色残留物进行了观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骨锥的制作原料取自大型鹿类胫骨骨干;主要采用刮削技术制作而成,但刮削痕迹并不规整,推测制作者更侧重器型的规整和对称;锥尖部的磨圆、抛光和横向擦痕可能是穿孔过程中产生的,其工作对象主要应为兽皮等软性材料。值得注意的是,锥尖部还发现有赭石粉末残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利用赭石处理皮毛及缝制衣物的技术。资阳骨锥应是中国史前规范骨器中一器多用的典型例证,也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沾染赭石的有机质工具。

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2009-2010年发掘报告

周口店第一地点再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遗址西剖面的保护状态与水平,同时也为东亚直立人演化方面某些焦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提供机遇与可能。2009-2010年,在西剖面最顶部堆积(即第三层)的野外发掘中共计出土大中型动物化石材料约800件。埋藏学研究表明,西剖面第三层中葛氏斑鹿(Cervus(Sika)grayi)等动物属种的骨骼富集并非古人类生存行为的结果;石制品以及古人类化石材料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结合发掘过程中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洞穴坍塌事件的证据,我们初步认为,至少在第三层堆积形成时期,第一地点西剖面位置处的洞穴形态并不适合于古人类的栖居活动;葛氏斑鹿等骨骼材料则是当时在遗址附近活动的各种动物因意外因素陷落于其中而得以聚集的。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动物化石初步研究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2003～2005年发掘出土动物化石2000余件。初步鉴定包括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水牛（Bubalussp．）等十多个动物属种。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表面少见食肉类啃咬痕迹且未有啮齿类啃咬痕迹及水流磨蚀等现象，表明这一动物骨骼组合应当不是食肉类、啮齿类与水流等自然性营力带入遗址的。遗址动物群中一定比例的具切割痕骨骼标本的出现表明了古人类在动物群富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动物考古学观察表明，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该地点古人类主要对遗址附近的大中型食草类动物进行了猎捕与肢解、利用，这与相对更晚阶段的第12地点古人类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要猎食对象的生存策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动物骨骼表面人工改造痕迹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发掘出土了距今约10—8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与头骨化石同层发现的还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制品等文化遗物。本文是对该遗址2005—2006年出土动物化石骨骼表面人工改造痕迹的观察分析结果。灵井遗址中13%的动物骨骼表面有人工切割痕的产生,其中切割痕位于长骨骨干部位的约占此类标本总数的98.45%;同时,在具切割痕的长骨类化石材料中,属于食草动物上部和中部肢骨的分别为34%和41%,属于下部肢骨的则仅为25%。此外,灵井动物群中具敲击痕、火烧痕迹、人工使用痕迹的骨骼标本分别占全部观察例数的4.2%、1%、1.32%。总之,通过对动物骨骼表面保留的上述人工改造痕迹的观察与统计分析,并与埋藏学实验及其他考古遗址相关属性的对比,表明古人类是这一遗址中大量脊椎动物肉食资源的初级获取者和利用者,他们是导致这一动物群聚集形成的主要埋藏学因素。同时,许昌人遗址中大量破碎动物骨骼的出现可能也与古人类敲骨取髓的取食行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柿子滩遗址第9地点出土的动物烧骨

柿子滩遗址第9地点(S9)位于山西省吉县柏山寺乡高楼河村黄河支流的清水河畔,西距黄河约7 km。从2000年发现至今,该遗址前后历经三次发掘,出土大量细石叶制品、动物化石、数件蚌制品、骨针及磨制石器等。本文重点对S9地点第4层(12,575-11,600 cal.BP)及第5层(13,000 cal.BP)出土的动物遗存,尤其是其中测量尺寸在2cm以下的大量烧骨进行了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学方面的观察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S9地点的烧骨是古人类烧烤猎物、维护遗址(甚至可能还包括以骨骼作燃料)等生存行为活动的文化残留。此外,S9地点出土烧骨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古人类在上述行为活动之后,可能又将烧灼后的残存骨骼(与灰烬等)清理出火塘并堆放在其核心生活区的周边位置。

宁夏鸽子山遗址第10地点出土动物骨骼的埋藏学初步观察

宁夏鸽子山遗址第10地点(QG10)位于青铜峡市西北约20km的贺兰山南麓。2014-201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动物化石、近万件石制品以及装饰品、骨制品、结构性火塘等。本项研究基于遗址第4层出土动物化石的埋藏学初步观察认为:晚更新世末期的古人类是遗址中动物骨骼的富集者和改造者;QG10的狩猎-采集人群采取狩猎而非主动食腐的方式获取了遗址附近的大中型食草类动物,并将其完整搬运至遗址内进行后续的肢解、食肉与敲骨取髓等营养性处理过程。相对于上述动物种类而言,遗址内的小型动物则是在其营养物质之外,古人类还利用了它们的骨骼材料以制作器型规整的骨角类工具。

考古动物群中的偏移现象——埋藏学的视角

考古动物群是由古代生物群经过死亡群、埋藏群、化石群的逐次"过滤"而形成的一个"采集群"[1]。在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地质历史过程中,不同来源、不同规模、不同作用方式的多种埋藏学因素都在其中打上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并在各自的层面上改变了考古动物群的最终面貌,从而导致了化石记录与原始生物群之间的客观偏移。因此,在对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进行合理解释之前,有必要了解和研究那些可能影响考古动物群最终组成的埋藏学过程或动因。本文以东亚地区的几项埋藏学研究为例,重点阐释了一些可能导致考古动物群偏移的埋藏学过程。

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出土于第10层还是第11层?——与林圣龙先生商榷

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出土层位历来在学者当中存在争议。由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堆积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早年发掘记录方面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陷,导致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本文通过对北京猿人遗址发掘历史及堆积状况的综合对比分析,提出: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出土层位相当于现今西壁剖面的第10层,即综合剖面的第11层。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发掘报告

水洞沟第2地点是水洞沟遗址群的重要遗址之一,自2003年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揭露面积约100m2,发现7个文化层,包含用火遗迹、石制品、动物化石、串珠装饰品和磨制骨针等。本文观察和研究的石制品1万余件,总体上显示中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但最下部第7文化层出土1件具有水洞沟第1地点特征的石叶石核。动物化石比较破碎,集中分布于火塘内部或周围,反映了古人类围绕火塘进行肉类资源利用的行为。综合水洞沟第2地点的AMS14C及光释光测年数据,该地点主要文化层年龄集中在距今41ka-20ka BP之间。

周口店田园洞古人类化石点地层学研究及与山顶洞的对比

田园洞主体堆积厚度约2.5m,其动物群可分为上、下两个组合:上部组合物种多样性丰富,化石被啮齿类严重啮咬;下部组合化石种类单调,以鹿类和绵羊类为主,但化石丰富,极少有啮齿类咬痕。人类化石发现于下部组合;东洋界动物主要出现在上部组合,例如猕猴、猪獾、果子狸和鬣羚等。而马鹿和绵羊只出现于下部组合。沟齿鼯鼠和豪猪在下部组合开始出现,但主要发现于上部组合。梅花鹿是田园洞的优势种,在各个阶段都出现。通过统计比较,发现山顶洞3个地层单元(上室、下室和下窨)中所含化石属种基本一致,代表同一个动物群。尽管田园洞动物群中尚未发现可靠绝灭种类,但却有10种地区绝灭种,它与现生动物群有一定差异;而在堆积物特征及化石组合方面,与周口店山顶洞的更为接近。在田园洞和山顶洞出现的沟齿鼯鼠、猪獾、果子狸及鬣羚等是各自在华北地区的最早记录,可能代表了更新世末期自南而北的动物迁徙事件。

周口店第一地点第4-5层脉石英原料产地分析

文章从考古学角度对遗址周围潜在原料产地进行调查,并以遗址出土文化遗物最为丰富的第4～5层为例对其原料采集策略进行初步分析。调查显示,遗址以北、周口河两岸的石炭-二叠系地层和花岗岩侵入体中多有石英脉出露,而遗址以南多为灰岩、白云岩山地,少见石英脉出露。遗址第4～5层石制品的原料分析显示,距今3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既从河流砾石层也从岩脉露头或风化处采集脉石英进行石器生产;古人类可能对不同类型脉石英采取多种开发策略;对石英脉的利用具有一定的技术组织性,表现出一副多样的原料开发图景。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发掘报告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发现于2002年，位于水洞沟遗址核心区，2003年至2005年共进行三次系统发掘，揭露35个水平层，面积25m^2，出土包含石制品、动物化石、鸵鸟皮及装饰品等文化遗物上万件。遗址埋藏在边沟河左岸第二级基座阶地，文化层为灰白一灰黄一灰绿色粉砂及黏土质粉砂，厚度在3m以上，遗址堆积后期局部受到小规模水流改造，但石制品组合基本保留了制作完成后的总体面貌。石制品原料取自附近的河流和湖泊成因的砾石；石制品是一个包含石核、废片、石器、砸击品和打制工具但以废片为主体的组合，个体以小型居多；锤击法为剥片的基本方法，砸击法被偶尔使用，刮削器为石器的主要类型，石器为锤击法简单修理而成。石器工业总体显示北方小型石片石器传统。光释光年代初步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发生在27-25ka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关于北京猿人用火的证据:研究历史、争议与新进展

周口店第1地点古人类用火证据是该遗址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同类遗存中最早的记录及其分析论证结果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但随着少数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争议,其后开展的埋藏学和地球化学分析又得出进一步否定的结论。但周口店遗址的洞穴地层十分复杂,目前残存的堆积与古人类生存时期的状态有重大差别,与当初大规模发掘时见证的遗物遗迹的分布与埋藏状况也有很大不同,在剖面表层做局部有限的采样分析并不足以推翻以前的系统性研究结论,何况很多否定性的意见源自学术理论思潮的转变和缺乏具体分析的常规性推理。从以前的发掘记录和各种分析结果看,周口店遗址埋藏着丰富的古人类用火证据,这些证据不是孤立的,是可以相互验证和支持的。2009年以来在遗址开展的新的发掘与研究获得重要进展,揭示出具有结构的火塘、烧骨、石灰化的灰岩块等原地用火产生的遗物与遗迹,对相关材料的现代科技分析进一步确定这些遗存的人类用火性质。这样,遗址上文化层的用火证据变得明确无误,相关争议终可尘埃落定。对于下部地层中的用火证据,尚需做同样的发掘、分析和研究工作。

周口店田园洞大中型哺乳动物记述

田园洞古人类化石地点含不少动物化石 ,其中主要为大中型哺乳动物 ,并以鹿类为主。除一枚残破鬣狗牙齿以外 ,目前在此所发现的材料全可归入现生种。该地点主体堆积的地质时代可能与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同期。本化石组合中有几个种现在已经离开本地区 ,如貂、黑熊、香麝、梅花鹿、马鹿、牛及鬣羚等 ,它们可能代表了这些动物在北京地区的最晚记录。但有些动物却是北京地区的首次发现 ,例如猪獾和鬣羚。

辽宁朝阳龙城马山洞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及时代探讨

系统记述了在2007年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马山洞出土的奇蹄目和偶蹄目化石: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马鹿(Cervus(E.)elaphus)、普氏原羚(Proca praprzewalskii)、恰克图转角羚羊(Spirocerus kiakhtensis)、裴氏转角羚羊(Spirocerus peii)和岩羊未定种(Pseudois sp.)。并对马山洞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和年代进行了探讨,指出马山洞动物群含有的北方种类较多,与北方区的很多动物群可以比较,属于典型的北方区动物群。其生态环境为以山地原草地为主,镶嵌有零散的森林,属北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似低于现在。马山洞动物群中绝灭种类不多,主要为晚更新世的类型,在组成上与古龙山、小孤山和阎家岗这3地的动物群最相似,其时代似应为晚更新世中晚期,其绝对年龄估计在5ka左右。

量化单元在马鞍山遗址动物骨骼研究中的运用

深入理解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量化单元对于反映遗址动物种属的多样性和统计骨骼部位出现数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各种量化单元在马鞍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案例中的应用,并辅助以其它国内外研究的介绍,深入阐释了这些单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旨在让读者更加清楚地知道怎样针对具体情况选择适合应用的量化单元。

马鞍山遗址动物群的死亡年龄研究

本文根据牙齿的萌出和磨蚀情况确定了马鞍山遗址动物群的死亡年龄,采用三角图法展现了它们的死亡年龄分布,并对上、下文化层动物群的死亡年龄分布成因进行了对比和分析,认为:马鞍山遗址早期和晚期原始居民猎杀水牛、中国犀和水鹿时可能都采取了潜伏式狩猎或陷阱狩猎的策略,所以死亡年龄分布点均位于灾难型死亡年龄分布区;猕猴的死亡年龄分布点落入壮年居优型的分布区可能是晚期原始居民追求脂肪的高回馈率,而忽视幼年个体的结果;东方剑齿象的死亡年龄分布点落入幼年居优型的分布区,可能是原始居民面对生命危险和狩猎机会时,做出折衷之选的结果,即放弃体型巨大的成年个体而猎杀攻击性较弱的幼年个体,但是(参照民族学材料后发现)也有可能是基于可食用性的考虑而放弃口感较差、难以食用并且攻击性较强的成年个体,而捕猎肉较鲜嫩而且危险性较小的幼象的结果。

北京房山十渡西太平洞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西太平村发现的动物化石是首次在该镇辖区发现的更新世化石。动物群由6目、15科、22属的22种组成,以岩羊、香麝及鼯鼠等为主,为典型的北方山区动物群。该动物群的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14)C年代为距今29335～37350年,与山顶洞及田园洞动物群基本同期。西太平洞动物群中有76%的种曾出现于周口店田园洞动物群,而只有38%的种曾出现于山顶洞。目前在此发现的可鉴定到种的化石材料均可归入现生种,但其中有23%的种已经在北京地区消失,消失属种以大中型动物为主。在该地点发现的西伯利亚飞鼠和复齿鼯鼠材料是首次在华北地区发现的此类化石记录。该地点是我国北方地区已报道的第四纪化石点中含香麝和岩羊材料最丰富的地点之一。在国内有关文献中,岩羊化石的分类命名一直没有得到统一,这次发现的新材料,有利于澄清该类化石的分类命名问题。

论周口店遗址的科学价值与研究潜力——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

周口店遗址是中国古人类学的发源地 ,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我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科研基地。该遗址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都是宝贵的科学资源 ,而过去对这些材料整理与研究的局限性为未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和产生新的成果预留了空间。遗址区仍然埋藏着丰厚的科学资源 ,新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势必在探索东亚地区古人类体质与行为特点、演化过程以及生存环境背景的重建诸方面取得新的突破。